理財大師──桑弘羊(zt)

Tom · 发表于 2006-9-17 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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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大師──桑弘羊

　　一、入宮侍讀
　　桑弘羊（西元前一五二——前八O年）出生於洛陽一個工商奴隸主的家庭。他的幼年是在洛陽度過的。洛陽是春秋時期的政治中心，戰國以後又成爲一個大商業城市。西漢時期洛陽已有五萬多戶，約三十萬人口。政治和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文化的繁榮。桑弘羊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能夠接觸到各種各樣的人物，對工商奴隸主的種種活動也知道得不少。

　　西元前一四一年漢武帝劉徹（西元前一五七——前八七年）繼承帝位。不久便營建茂陵爲死後埋葬的墳墓，並準備設置茂陵邑（今陝西興平東南），把各地的豪富遷到那裏去。桑弘羊一家也在被遷之列。他隨家離開洛陽，經長安前往茂陵，到長安時被選入宮充當武帝的侍中（親隨），留了下來。

　　遷徙豪富，強迫他們離開根深蒂固的老窩，是法家的一貫政策。它有利於中央集權的鞏固。有時還給被遷豪富的子弟以官職，則是一種羈岸辦法。武帝當政時的最後一個丞相田（車）千秋，就是漢初被遷的齊國舊貴族田氏的後代，少年時被任爲高寢郎。桑弘羊的入宮，也屬於這種情況。

　　侍中是個小官，管理皇帝的日常生活事務。由於是在皇帝左右辦事，因此一般豪門富室都羡慕這個官職，都想爲自己的子弟謀得這一職位。

　　漢初以來繼續實行法家的重農抑商政策，工商奴隸主在經濟和政治上都受到限制。生活于工商奴隸主家庭的桑弘羊對此不能無所感受。被迫遷徙，對他的震動更大。但是，他到底還年幼，思想沒有定型，而擔任侍中這樣難得的官職，又使他對自己的前途充滿著希望。他同比他年長幾歲的武帝朝夕相處，受到武帝法家思想的薰陶和教育。新的環境，不斷培育著新的思想。他還在侍奉武帝讀書的過程中讀了很多書籍和朝廷的檔案材料，使他逐漸懂得了先秦以來儒法鬥爭的歷史。他深刻地感到，商秧、荀況、韓非、秦始皇等法家的主張和政策是適應形勢需要的，只有實行法家路線，才能鞏固封建王朝的統治。隨著法家思想在頭腦中的牢固樹立，終於使桑弘羊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堅定地站到了新興地主階級一邊。

　　武帝執政以後，一個最重要的決策，就是堅決進行抗擊匈奴侵擾的戰爭。

　　匈奴是中國北方的一個奴隸制遊牧民族。戰國時期起，匈奴奴隸主貴族就經常侵擾北邊。匈奴擅長騎馬射箭，行軍迅速，飄忽不定，到處竄犯，防不勝防。當時與匈奴接壤的秦、趙、燕等北方各諸侯國爲了抵抗匈奴奴隸主貴族的侵擾，曾各自在邊界後方築起長城，同時積極備戰。如趙武靈上爲了戰勝匈奴，不顧保守勢力的反對，仿照匈奴服裝，練習騎射，自己帶頭實行。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抵禦外侮的故事之一。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爲了對付匈奴的侵擾，派蒙活率三十萬大軍屯成北邊，並把原各諸侯國所築的長城連接起來，綿延數千翌，這就是著名的萬里長城。

　　漢初，匈奴更加強大。它稱霸北方，東滅東胡，佔有內興安嶺、遼河上游地區；北敗澤瘦、屈射、丁零諸部落，直至貝加爾湖；西方驅走大月（ru肉）氏（zhi支），並征服了樓蘭、烏孫等二十多個國家，祁連山、天山一帶都歸它統治；南面奪取河南地（今內蒙古河套一帶），與西漢北部郡縣接壤。匈奴奴隸主貴族還不滿足於已佔有的遼闊土地，企圖侵佔漢朝的富饒國上，對漢朝形成極大的威脅。他們爲實現擴張的野心，和漢朝國內的分裂、復辟勢力勾結在一起，進行顛覆漢王朝的陰謀活動。如燕王盧綰、吳王劉海濞發動武裝叛亂前，都派人勾結匈奴奴隸主貴族一起出兵；盧綰以及趙王劉遂、韓王信等叛亂失敗以後，還投奔匈奴，引它入侵。西元前二OO年，漢高祖劉邦在鎮壓了得到匈奴支援的韓王信等叛亂以後，曾親自率領大軍迎擊入侵的匈奴，但是被匈奴單于（首領）冒頓率精騎圍困在平城（今山西大同東）七天，失敗而歸。力量對比的懸殊，迫使他與匈奴採取“和親”政策，但“和親’講不可靠。儘管漢王朝把宗室女或宮女充作公主嫁給匈奴單于，每年贈送大批金帛財物，匈奴仍“侵盜亡（無）已”，氣焰非常囂張。每次入侵，都是燒殺擄掠，把大批青壯年拉去當奴隸。

　　漢初經過勞動人民的長期艱苦奮鬥，經濟逐步得到了恢復和發展。漢文帝劉恒、景帝劉啓時，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又採取募民屯邊的政策，選拔將帥守衛邊境，訓練士卒，並對運輸糧食到邊塞交給國家的人給以官爵獎勵，積蓄抗匈力量。武帝即位初，西漢的經濟已進入繁榮時期。“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城鄉糧倉都滿，國家財政收入年年有積餘。京師錢庫裏的錢長期不用的有好幾億，穿錢的繩索部爛斷了。太倉（京師國家糧倉）的陳糧一年積一年，裝不下只好露天堆放，以至黴爛不能吃。馬匹也繁殖得很多。這樣豐富的物質條件，從一個方面說明對匈奴侵擾的戰略反擊時機已經到來。

　建元六年（西元前一三五年），匈奴又來請“和親”。武帝召集大臣商議對策。大行（接待賓客的官）王恢主戰。禦史大夫（相當於副丞相）韓安國散佈失敗主義謬論，主和。大臣大多站在韓安國一邊。武帝沒有辦法，只好同意“和親”。

　　兩年後（元光二年），武帝又下詔問公卿，再次徵求對和戰的意見。王恢和韓安國繼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王恢主戰，韓安國主和。最後武帝贊同王恢主戰的意見。從此，西漢王朝開始了對匈奴的大舉反攻。

　　決定抗擊匈奴的方針後，主和派仍喋蝶不休，竭力阻撓這個方針的貫徹。儒家公孫弘早在建元元年（西元前一四O年）出使匈奴時，就因不執行武帝的對匈政策而被罷官。後來地升任禦史大夫，又反對築期方城（今內蒙古杭錦旗西北），把抗擊匈奴說成是“罷（疲）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得不償失。另一個儒家董仲舒則鼓吹只要給匈奴單于以厚利，和他對天結盟，並要他送愛子來做質，就能夠“胡馬不窺于長城，而羽檄（緊急軍令）不行於中國”。有個叫狄山的儒生也跳出來宣揚“和親便”，攻擊武帝舉兵擊匈奴造成了內地空虛、邊境貧困的後果。武帝聽了他的話，生氣地問道：“派你去守一個郡，能不能使匈奴不入侵？”狄山尷尬地回答：“不能。”武帝又問他；“能不能守一個縣？”猶山仍回答：“不能。”武帝再問他：“能不能守一個要塞？”狄山知道不能再推辭了，只好硬著頭皮說：“能。”武帝真的派他去守一個要塞，到任只有一月多，就被匈奴入侵者砍了頭去。武帝巧妙地以事實教訓了主和派，這是歷史上有名的“狄山乘（守衛）障（要塞）”的故事。這些人鼓吹“和爲貴”，實際上就是要向匈奴人侵者屈膝投降，妄圖引狼人窒，使封建制度的中國退回到奴隸社會中去。“在他們面前沒有什麽當不當亡國奴的問題，他們已經撤去了民族的界線”。

　　武帝對主和派的種種謬論非常憤怒。他常常將朝廷上的和戰之爭情況說給桑弘羊聽，徵求桑弘羊的意見。桑弘羊堅決主張抗戰，他說：“漢朝有匈奴的存在，就象木頭裏有蛀蟲存在於樣，又好比一個人生了病，不治它就會使病加重。春秋戰國的時候，諸侯國之間也常常訂立盟約，但從來沒有一個盟的是堅固的，更何況是反復無信的匈奴！只有用武力解決，才能使邊境的老百姓得到安寧。”武帝很讚賞桑弘羊的話，更加堅定了抗匈的決心。

　　下面是武帝前期的抗匈鬥爭形勢。

　　元光二年（西元前一三三年）決定抗匈政策後，武帝任命禦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仆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村官將軍，率兵三十萬埋伏在馬邑（治所在今山西朔縣）山谷中。準備誘敵深入，將它圍而殲之。因被單于發覺，沒有成功。

　　元光六年，匈奴入侵上穀（治所在今河北懷來東南），殺掠史民。武帝派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郡（治所在今河北蔚縣西南），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治所在今內蒙古托克托東北），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治所在今山西右玉南），分兵進擊。衛青一直打到龍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和碩柴達木湖附近）、斬、俘七百人。

　　元朔元年（西元前一二八年），匈奴入侵遼西（治所在今遼寧錦縣西），殺太守；人侵漁陽（治所在今北京密雲西南）、雁門。殺驚三千餘人。武帝派衛育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斬、俘數千人。

　　元朔二年，匈奴入侵上谷、漁陽，殺掠千餘人。武帝派衛青、李息出雲中向西遷回，大破匈奴樓煩王、白羊王的軍隊，斬、俘數千人，收夏河南地。武帝採取主父偃的建議，在這裏建立朔方、五原（治所在今內蒙古包頭西南）二郡，以朔方爲防邊的重鎮。這樣就解除了對京師附近的威脅。

　　元則三年，匈奴入侵代郡，殺太守；入侵雁門，殺短千餘人。

　　元朔四年，匈奴入侵代郡、定襄（治所在今內蒙古和林格爾西南）、上郡（治所在今陝西榆林東南），殺掠數千人。

　　元朔五年，大將軍衛育率領六將軍及兵立十余萬出朔方擊匈奴，斬、俘一萬五千人。匈奴又入侵代郡，殺都尉。

　　元朔六年。衛青率六將軍及兵十余萬騎出定襄，斬首三千餘人。後來又進軍匈奴南部邊界，獲得大勝，斬、浮一萬九千人。

　　元狩元年（西元前一二二年）。匈奴人侵上穀，殺數百人。

　　元狩二年，武帝派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治所在今甘肅臨洮南），越過焉支山（在今甘肅永昌西）千餘裏，斬首八千餘人。又同公孫敖出北地（治所在個甘肅慶陽西北）塞外二千餘裏，直搗祁連山，斬、授三萬餘人。但匈奴又在東面入侵雁門，殺掠數百人。衛尉張春、郎中令李廣出右北平（治所在今遼寧淩源），李廣的軍隊殺敵三千餘人。面對西漢天削的淩厲攻勢。匈奴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有了發展。渾邪玉殺了休屠王，率四萬餘人降漢。武帝將他們安置在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五郡的塞外，稱爲開屬國。原被他們佔據的舊地分爲武威、酒泉二郡。從此在這一帶絕了匈奴人侵之患。切斷了匈奴同西羌的聯繫。打通了漢朝與西域來往的道路。

　　元獰三年，匈奴入侵右北平、定襄；殺掠千餘人。

　　元狩四年，武帝對匈奴發動了交戰似來最大的一次進攻。衛青、霍去病各帶騎兵五萬，後隨步兵數十萬，分別出定襄、代郡遠征、衛青和單于相遇，斬首一五九千人，單于領數百人突圍逃走。衛青一直追到滇北闐額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國抗愛山南支）才回師。霍去病同匈奴左賢王交戰也獲大勝，斬、俘七萬餘人，一直追到狼居胥山（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西北至阿巴嘎旗一帶）。經過這次大戰，匈奴不敢在漠南建立王庭，有十二年沒有再來寇邊。

　　從元光二年的“馬邑之謀”到元狩四年的大勝，前後共十四年時間。其中最爲重要的戰役有三次（元朔二年、元狩二年、元狩四年），前後相距八年。西漢王朝統治下的廣大勞動人民爲奪取抗匈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的犧牲。才換得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的進步。一這種犧牲在歷史上是必要的。同時，漢武帝、桑弘羊等法家人物和愛國將領，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領導和組織了這一正義戰爭，也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下面我們就會知道，桑弘羊對抗匈戰爭的勝利，起著一種獨特的作用。

　　抗匈戰爭的勝利是在克服種種困難的情況下取得的，其中一個重大困難就是戰費的不足。連年戰爭增加了西漢王朝的財政支出。一除了備戰或作戰要有充分的糧草、武器、戰馬供應外，作戰勝利後還要對立功的官兵進行賞賜，對歸降者進行生活安排。加上其他方面的鉅額財政支出，武帝初年的財政蓄積消耗得很快。戰爭開始後的第四年（西元前一二九年），大農今（主管財政經濟的長官）鄭當時就已經在考慮擴大財源，決定對商人的車船徵稅。元朔二年（西元前一二七年）建立朔方郡，參加築城的人有十幾萬，費用達數千億錢。元湖六年除戰爭消耗外．還對有功官兵賞賜黃金二十余萬斤（黃金一斤值一萬錢）。經過這次支出，鄭當時向武帝提出報告，說財政收入（包括歷年積餘）已經耗竭，“猶不足以奉戰士”。他建議採取用錢買爵及贖罪的辦法增加財政收入。武帝同意了這個建議。經議定，設“武功爵”十一級，最低一級值錢十七萬，其他各級依次提高，最高可以買到第八級，九級以上專用于獎勵軍功。

　　征車船稅和設“武功爵”對增加財政收入雖不無小補，但猶如杯水車薪；問題並沒有真正得到解決。元狩二年（西元前一二一年）的順勝利和渾邪王率衆來降，戰爭、賞賜及安置等費共一百余億錢。同時幾處水利建設工程在進行，歷年費用又各達十億多錢。財政更加困難。鄭當時對理財不僅沒有才能，而且也缺乏興趣。在困難面前來手無策。這一年雖勉強應付過去，但第二年財政仍然很困難。

　　在武帝爲財政困難而憂慮的時候，桑弘羊的思想也很不平靜。他很想爲抗匈戰爭出一把力。他深深懂得，不管財政的困難多麽嚴重，抗匈戰爭總是要堅持下去，決不能半途而廢，以致前功盡棄。而財政問題如果得不到徹底解決，龐大的戰費沒有著落，就會拖戰爭的後腿，使取得戰爭的勝利沒有保證。他知道武帝的決心很大；即使在籌措戰費如此困難的情況下，仍在計劃一次對匈奴的更大規模的戰役。必須及時解決財政困難才能使武帝無後顧之憂、增強戰爭的有利形勢。他反復考慮了理財的辦法，一方面認真研究當時的現實鬥爭情況，一方面又從前輩法家思想中吸取養料。於是，在他的心中形成了兩個基本的指導思想。

　　第一個指導思想是：解決財政問題。也必須貫徹法家的路線和政策講根據現實情況加以發展。

　　“農業是整個古代世界的決定性的生産部門”。法家的個突出經濟思想、是重視包括家庭紡織業在內的農業的發展。先秦法家提出農戰方針；以實現新興地主階級的富國強兵的要求。西漢法家如賈誼、晁錯，也很強調要把農業搞好。搞好農業必須實行有利於農業生産的政策。歸納起來、桑弘羊以前的法家發展農業的政策主要有：廢除井田制，發展和鞏固封建生產關係，增加農業人口，限制兼併活動，減輕農業稅，提高糧食價格，獎勵交糧食給國家（買官或贖罪）的人，興修水利，改革農具，改進生産技術，移民墾荒，等等。桑弘羊認爲這些政策都很重要，應該繼續推行。但侵單靠這些還解決不了當前的財政困難，還必須採取更有力的措施。

　　法家還主張抑商。抑商的目的既是爲了打擊工商奴隸主復辟勢力，也是爲了鞏固自給自足的滿然經濟，並保證絕大多數人口從事農業生産。抑商不是不要商。秦孝公時，商鞅在抑商的同時，又“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使“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做到“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戰費充足）”。漢文帝五年（西元前一七五年）賈誼指出，國家掌握貨幣。“錢輕（購買力低）則以木斂之，重（購買力高）則以術散之”。可以使物價得到平衡，用掌握的貨幣來控制商品流通，“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有餘）可以使朝廷“富實際末民（工商奴隸主）困。”商鞅的實踐和賈誼的論述，都說明抑商和利用商業來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兩者並不矛盾。

　　使桑弘學感到極大興趣的是總名爲《管子·輕重》的一些著作。它集中論論述了國家經營工商業以控制商品。貨幣流通，打擊工商奴隸主的兼併活動，獲取鉅額商業利潤以增加財政收入的理論。桑弘羊覺得許多地方寫得過於誇張。如果照著它做會造成不好的後果膽從中可以得到啓發，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管子．輕重》作者用商品的數量多少來解釋商品的交換價值，認爲“夫物多則踐，寡則貴；散則輕（賤），聚則重（貴）”。根據這一原理，國家可以借助于國君的“號令”來改變商品的輕重關係。使商品價格上漲或下跌。例如國君不命令征貨幣賦稅，農民要賣出糧食換取貨幣，市場上糧食供應增加，多則賤，糧食價格下跌。征斂的期限越短。農民出賣糧食的時間越急，糧食跌價也越厲害。國家可以利用這種影響商品價格的能力，注意控制貨幣和糧食、鹽、鐵等重要商品，實行“官山海”（鹽鐵官營）等國家經營工商業的政策，就能調節市場，平衡物價。打擊商人的兼併活動，防止農民破産．而又獲得鉅額的商業利潤，做到“不籍而贍國”。就是說，不增加人民的賦稅負擔，而能充裕國家的財政收入。

　　《管子．輕重》作者認爲貨幣是“民之通貨’”，即流通手段。它雖然“握之則非有補於暖”。“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但卻是“先王”用來“以守財物，以禦民事，而平天下”的重要工具。如果國君不注意如何掌握這個工具。那麽即使“強本（農）趣（促）耕”，鑄幣不停，生産出來的糧食和鑄造出來的貨幣，也只能被用作“民下相役”的手段，鞏固不了封建統治。反之，如果國君運用糧食和貨幣來控制商品流通，那就“天下可定”。

　　《管子·輕重》作者還把輕重理論運用到對外關係方面。他認爲光是“強本節用”還不足以保證國家的安全，因爲生産出來的糧食可能被鄰國用高價吸走，使這個國家不能維持獨立。強本以後，還要實行正確的價格政策，“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單位貨幣購買的糧食多）我寡”，才能立於不敗之地。他還舉了一些單純用商戰取勝的事例。

　　這種經濟理論，叫做“輕重之數”或者“以輕重禦天下之道”。

　　《管子·輕重》的這些論點被秦弘羊所吸收，準備在實際工作中加以貫徹。他認爲用商業利潤來解決財政困難，是很快就能見效的好辦法。《管子·輕重》誇大了流通過程的作用，這對桑弘羊也有影響。但桑弘羊主要是吸收了它的合理部分。

　　桑弘羊以上述理論爲基礎，再在實踐中加以充實和發展，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經濟思想體系。桑弘學是先秦至西漢法家經濟思想的集大成者。這是後話。

　　第二個指導思想是：以進一步打擊工商奴隸主和地方豪強爲政策的重點，鞏固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

　　進一步打擊工商奴隸主和地方豪強，是西漢王朝建立以來同復辟、分裂勢力進行長期鬥爭的繼續。

　　漢高祖先後分封了一批功臣和子侄爲王侯。高祖在世時，就削平了異性王的叛亂。後來同姓王勢力逐步壯大，又成爲鞏固中央集權的障礙。以高祖的侄子吳王劉濞爲代表的地方割據勢力，把自己所控制的地區搞成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他們網羅儒生和亡命之徒作爲死黨，交給其他王侯和地方豪強，收買在朝官吏作爲耳目，以小恩小惠收買民心，準備伺機奪取政權。景帝三年（西元前一五四年）劉濞聯絡楚、趙、膠東、膠西、濟南、淄川等國實行武裝叛亂（即吳楚七國之亂），自立爲東帝。景帝迅速鎮壓了這次叛亂。武帝即位後、採納主父偃的建議，實行推恩法、命令諸侯王得分封子弟爲候，使王國的封地逐漸變小，勢力逐步減弱。但淮南王劉安和衡山王劉賜仍蠢蠢欲動。劉安仿效呂不韋，豢養一批儒生，編寫了一部《淮南鴻烈》（《淮南子》），爲他大造篡權輿論。元狩元年（西元前一二二年），劉安、劉賜的叛亂陰謀敗露，武帝堅決地予以鎮壓。

　　陰謀叛亂的諸侯王是地方家強和工商奴隸主政治上的代表。他們本身就是大家強或兼有大工商奴隸主的身份。那些一般地方豪強要“武斷於鄉曲”，希望維持分裂割據局面，在中央政權和地方割據勢力的鬥爭中，往往站在叛亂諸侯王的一邊。那些工商奴隸主要恢復失去的天堂，則把復辟的希望寄託在諸侯王的叛亂上。

　　西漢前期，工商奴隸主利用商品生産這塊土壤．通過某些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徑，迅速發展起來。

　　他們投機倒把，囤積居奇，操縱市場，賤買貴賣。牟取暴利。如楚漢戰爭時期，那些糧食投機商利用戰爭所造成的糧食供應不足，壟斷糧食買賣，哄擡糧價、使米每石上漲到五千或一萬錢，以致“人相食，死者過半”。有一個叫任氏的糧食投機商“以此起富，成爲暴發戶”。

　　他們“管山海之利”，壟斷重要生活、生産資料鹽、鐵的生産和流通，“以致富業”。著名的大鹽、鐵商卓氏、程鄭、孔氏、邴（丙）氏、刁間、師史等，有的“致富數千金”，有的”富至巨萬”，有的“田池射豬之樂，擬於人君”。

　　他們（以及地方家強）大量鑄造劣質錢幣，擾亂市場，獲取暴利。文帝時實行自由傳錢政策，吳王劉濞、大夫鄧通鑄的錢“布天下”，因而一個“富埒（列）天子”，一個“財過王者”。在禁止私鑄時，則進行盜鑄活動。有些人甚至“盜摩錢質而取（浴）”，即刮取錢幣上的銀屑來鑄錢。私鑄盛行，使西漢前期的貨幣制度極其混亂，有的錢小得象榆莢，叫做英錢。用不同的錢買東西有不同的價格，這爲工商奴隸主操縱物價提供更爲有利的條件。

　　他們放高利貸，直接用貨幣來榨取更多的貨幣。吳輦七國之亂時，一個叫無鹽氏的“子錢家”（高利貸者），用十輦的利率（利息等於本金十倍）借錢給從軍討伐叛亂的列侯、封君，使這個“殘酷的持命要錢的暴發戶”更加暴發，“富埒關中。”

　　他們還隱瞞自己的財産、資本和營業額，偷稅漏稅，破壞西漢王朝的財政制度。加速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積累。

　　一小撮工商奴隸主有了貨幣權力作後盾。瘋狂地進行瓦解封建經濟和顛覆西漢王朝的破壞活動。他們是復辟奴隸制的主要社會基礎。

　　他們“[COLOR=\"Blue\"]滯財役貧[/COLOR]”，掠奪和剝削小生産者，兼併農民的土地，迫使一些破産農民淪爲他們的奴隸。他們“以末（工商業）致財，用本（農業）守之”，使用奴隸于農業勞動，在農業生産領域復辟奴隸制生產關係。

　　她們“[COLOR=\"blue\"]衆邪群聚，私門成黨[/COLOR]”，違法亂紀，爲非作歹，肆無忌憚地破壞西漢王朝的法家路線。那些經營鹽、鐵的大工商奴隸主“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嚴重擾亂了社會治安。

　　他們“[COLOR=\"blue\"]因其富厚，交通王侯[/COLOR]”，在地主階級政權內部尋找代理人，進行顛覆地主階級專政的陰謀活動。趙相陳豨（吸）發動叛亂，諸將“皆故賈（古）人”。吳楚七國之亂；也反映了工商奴隸主的復辟要求。

　　他們“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破壞抗匈戰爭。武帝因抗匈而造成財政困難，工商奴隸主擁有鉅額商品和貨幣，卻根本不對國家作任柯支援。妄圖使抗匈戰爭失敗，借外力來復辟舊制度。

　　凡此種種，都說明進一步打擊工商奴隸主的鬥爭勢在必行。文帝時，晁惜已經揭露了工商奴隸主勢力膨脹以及他們兼併農民的嚴重社會現象，指出：一個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管子·輕重》作者也指出工商奴隸主是國君的敵人，如果不對他們進行限制，他們就是一國的“二君二王’”。武帝時，新興地主階級同工商奴隸主的矛盾更加尖銳。打擊工商奴隸主，把原來被他們把持的財源變爲國家的收入，既能解決財政困難，又可消除他們進行復辟活動的物質基礎，收一箭雙雕之效。

　　工商奴隸主和地方家強是西漢前期鞏固中央集權的地主階級專政的主要障礙。因此桑弘羊要把進一步打擊這兩股勢力作爲政策的重點。

　　桑弘羊把自己關於理財的設想告訴武帝。武帝非常滿意，就把理財的重任託付給他。桑弘羊欣然接受。這是元狩三年的事。這一年桑弘羊是三十三歲，入宮已經整整二十年。

　　二、初試鋒芒
　　無狩四年（西元前一一九年）是抗匈戰爭取得重大勝利的一年。這一年的財政支出也更大。直接戰費不算，僅戰勝後對立功官兵的賞賜就達黃金五十萬斤。偏偏山東（華山以東）又發生大水災，“民多饑乏”，把中央和地方政府貯存的糧食部拿出來救濟，並動員豪富借糧食給災民，還滿足不了災民的最低生活需要。那個天農命鄭當時既拿不出什麽辦法，又聽任左右賓客營私舞弊。武帝發現這一情況，下令將他罷官關押。名來鄭當時出錢贖罪，得免爲庶人。

　　也在這一年，在武帝和禦史大夫來訪的支援下，西江王朝實行了桑弘羊提出的五項重要措施。

　　救災是當務之急、桑弘羊的第一項措施是把災區貧民七十二萬五千人遷往隴西、北地、西河（治所在今內蒙古東勝）、上郡、會稽（治所在今江蘇蘇州）等郡落戶墾荒。移民的衣食都由政府供給，還貸給幾年的生産和生活費用，沿途有官員護送，”其費以億（十萬）計，不可勝數”。移民到邊境墾荒是發展農業生産和鞏固邊防相結合的有力措施，又使災民的生活得到安排，生産發展後還能增加國家的經濟實力和財政收入。但是在一個短時期內，大規模移民墾荒卻只能增加費用的支出，反而更加造成“縣官（朝廷）大空”的局面。如果沒有深謀遠慮的思想及堅定的決心，是不會採取這種措施的。從這裏深刻地反映出桑弘羊的遠大戰略思想”

　　第二項措施是臨時性的應急措施，就是發行白鹿皮幣和白金幣，減輕法定錢幣重量，實行通貨貶值。

　　白鹿皮幣用白鹿皮製成，一尺見方，周圍畫上彩色花紋，一張值錢四十萬。規定王侯、宗室朝覲（進）皇帝或相互聘享，都必須用它來墊壁做禮品。這實際上是對王侯，宗室強迫徵稅，是在統治集團內部進行財産再分配，和勞動人民沒有直接關係。嚴格的說，它不是通貨。

　　白金幣用鍍鋁合金製成。有三等：一、圓形龍紋幣，重八兩，每枚值三千錢；二、方形馬紋幣，重六兩，每枚值五百錢；三、橢圓形邑效幣，重四兩，每枚值三百線。鑄白金幣是實行嚴重的通貨貶植．貶值程度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它對工商奴隸主和小生産者都不利。但前者可以把自己的損失轉嫁到後者身，因此歸根到底是以勞動人民爲掠奪物件的。

　　秦始皇統一幣制，規定錢幣重半兩（十二銖），名稱亦叫半兩，名稱同重量一致。後來逐漸減重，重量同名稱分離。漢初仍是這種情況、如文帝五年（西元前一七五年）規定錢幣重四銖，比法定秦錢減重三分之二，但錢的名稱仍叫半兩。這還是法定的重量。由於私鑄盛行，私鑄的錢幣比法定重量更輕。而國家鑄造的標準錢幣，則又被刮取銅屑進行私鑄而減重。爲了使錢的名稱同錢的重量重新取得一致，在發行白金幣的同時，將錢幣的名稱改爲三株、重量亦爲三株。”所以這次進一步減重，是要做到名實相符。但實踐證明，三銖錢太輕，不便於流通。因此在次年又改爲重五銖，在錢的周圍還鑄上輪郭，以防止被人制取銅屑（因有輪郭，被刮後看得很清楚，收錢的人可以不接受）。

　　爲了防止盜鑄，在實行通貨貶值時又頒佈了嚴厲的法令，規定“盜鑄諸金錢罪皆死”。

　　第三項措施是實行鹽鐵官營。鄭當時罷官活，由顔異接任大農舍。大農令的屬官中有兩個大司農中丞（簡稱大農丞），分管鹽和鐵的稅收。任大農丞的一個叫孔僅，原是山東大冶鐵奴隸主；一個叫東郭咸陽，原是山東大制鹽奴隸主。一他們都因“致生（做生意）累千金”，而被鄭當時推薦；擔任了這—官職。漢初原來有一條法令，規定商人及其子孫不得做官。這是高祖爲了防止工商奴隸主鑽進政權機構進行破壞活動（如秦時的呂不韋）而制定的正確政策。但時間一久，禁令也就逐漸放寬、武帝時有一些工商奴隸主做了大官。如孔僅和東郭咸陽就是突出的例子。讓經營鹽、鐵的工商奴隸主管理鹽鐵，主要是利用他們的業務專長，但也反映出武帝在用人上犯了路線的錯誤。

　　桑弘羊同孔僅、東郭咸陽詳細討論了鹽鐵官營的辦法，然後由孔和東郭通過大農舍顔異上奏武帝說：“山海天地的寶藏，本來應該屬少府。現在陛下不將它們佔有，交給大農以增加財政收入。我們建議募民自備費用，讓他們向政府領制鹽工具煮鹽，産品由政府收購。鐵器則由政府中産和銷售。那些浮食奇民，想壟斷山海之貨以發財致富，奴役盤剝小民，他們反對這種做法的議論我們不必去聽它。敢私自鑄鐵器和煮鹽的。用足鉗（刑具）鉗他的左趾。沒收他的生産工具和産品。”武帝批准了這個建議？派孔僅和東郭咸陽乘車到全國各地推行這—政策。他們乘機在各地安插了一批工商奴隸主擔任鹽鐵官。

　　從上述建議可以看出，鹽和鐵的官營辦法不完全相同。鹽最由小生産者領用政府的生産工具進行生産．費用自備，産品由政府收購後統一銷售。鐵是從生産到銷售的各個環節都由政府經營。辦法雖不完全相同，但擔工商奴隸主排除山鹽、錢的生産和流通領域則是一致的。鹽是生話必需品、有一定的産區。大工商奴隸主控制鹽的産銷，不僅有大利可圖。而且可以用來作爲封建國家進行較量的手段。如果斷絕供應。對人民的生活和心理都會發生威脅。鐵是冶鑄生産工具和生活用品的重要原料，用途廣，需要量大，也是易於致富的事業。錢又是鑄造兵器的重要原料，政府不加控制。就會給陰謀叛亂的諸侯王以極大便利；而政府鎮壓叛亂，反擊匈奴侵擾，卻得不到足夠的鐵來製作武器。此外。從提高鐵的生産技術；發展冶鐵事業。以及合理分配鐵的軍用和民用來說，也以政府掌握爲宜。因此，鹽鐵官營的意義是重大的。

　　第四項措施是實行算緡。緡是指緡錢，每千錢叫做一緡。複緡；就是按緡計算稅額的徵稅辦法，一算二十錢。算緡的具體政策是：從事商業的（包括囤積商品暫不出賣的在內）按營業額（囤積商品按商品價額），從事高利貸的按貸款額，每二緡納稅一算，從事手工業自産自銷的按出售産品價格，每四緡納稅一算；車船要征通過稅，車一輛一般人納稅一算，商人加倍，船身長五丈以上的納稅一算。凡是經營工商業、高利貸的，不管有沒有市籍（商人戶口），都要納稅。納稅數額根據自報，隱滿不報或自報不實偷稅漏稅的，一經查出就沒收其財産，並發往邊疆服役一年。檢舉揭發的人，獎給沒收財産的一半。

　　對商人征重稅，商鞅就已經實行過。漢高祖的抑南政策也包括這一條。武帝元光六年（西元前一二九年）開始對商人的車船徵稅，這一次又進了一步。實際上算緡的稅率並不算高，只占營業額或商品囤積額的百分之零點五至百分之一。但是工商奴隸主追求利潤的本性決定了他們必然要進行破壞。

　　第五項措施是針對工商奴隸主“以末致時，用本守之”的兼併和復辟活動。規定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屬不得佔有土地。違反這一禁令，就沒收他們的土地和農業奴隸。這一政策的實質，是新興地主階級用政治權力來限制工商奴隸主的貨幣權力，不許被他們掌握的貨幣對最基本的生産資料土地起一般等價物的作用。這是上層建築保護自己的經濟基礎的一個生動體現。這政策同理財並無直接關係，桑弘羊將它作爲五大措施之一，說明他的著眼點不僅僅限於解決財政困難，而是立足於鞏固整個封建制度。

　　上述五項措施，第二項觸犯了豪強的利益，第三、四、五項直接打擊了工商奴隸主，因此實行時路線鬥爭非常激烈。大農舍顔異是一個儒家之徒，他攻擊白鹿皮幣政策說；“王侯朝賀用的白壁不過值數千錢，而墊壁的鹿皮倒要四十萬，本末太不相稱了。”這實際上是在替豪強說話。由於他反對新政策，經張湯奏明武帝，將他判處死刑。元狩六年（西元前117年）武帝任楊可爲告緡令，發動人們對工商奴隸主逃避算緡的違法行爲進行告發。告緡一開始，右內史（治理京城的官）義縱就公然在京城逮捕楊可的使者。企圖把告緡運動打下去，武帝知道後非常震怒，堅決支援楊可，下令將義縱處死。元鼎元年（西元前116年）博士徐偃奉派到各地去視察民情，競假傳聖旨使膠東、魯國恢復自由冶鐵和煮鹽、明目張膽地同鹽鐵官營政策唱對臺戲。他的破壞活動又被張湯揭發，這一儒家信徒還捧出“《春秋》之義”來進行狡辯，胡說什麽“大夫出疆，只要能夠安社稷，存萬民，就可以獨斷專行”。武帝派給事中終軍審理此案。終軍責問徐偃說：“現在國家統一，萬里同風，你巡行在國境之內，卻說是‘出疆’，這是什麽話？”接著又對徐偃所說的“安社稷，存萬民”的謊言進行了義正詞嚴的駁斥，把他駁得啞口無言，不得不低頭認罪。最後徐偃也被判處死刑。對儒家路線的堅決打擊，保證了法家路線的貫徹。

　　由於實行了桑弘羊的理時措施，使元狩四年的鉅額財政支出基本上有了著落，從物質上保證了這一年進行的抗匈大戰役的勝利。

　　但是發行白金幣是以廣大勞動人民爲榨取物件的，它得不到人民的支援。自從鑄造白金幣、五銖錢後，盜鑄的人很多。這裏既有工商奴隸主和地方豪強的破壞，也有一般人民的反抗行動。政府對犯澆鑄罪的人進行了嚴厲鎮壓，仍不能制止這股盜鑄風。另一方面；白金幣在流通中很快就貶值，“民弗（不）寶用，縣官以令禁止，無益。歲餘，終廢不行”。元鼎二年（西元前115年）桑弘羊還在京師鑄造赤側（挫邊）五銖，以一當五行用，仍然不能正常流通。“其後二歲，赤例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這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國家固然可以把印有任意的鑄幣名稱的任意數量的紙票投入流通，可是它的控制同這個機械動作一起結束。價值符號或紙幣一經爲流通所掌握，就受流通的內在規律的支配。”事實教育了桑弘羊，使他認識到用通貨貶值來彌補財政赤字的辦法必須迅速改變。他要儘快的創造條件。使一個穩定的貨幣制度得以建立。

　元鼎二年，武帝升任孔僅爲大農令，命桑弘羊接替孔僅原來的位置任大司農中丞，負責國家財政收支。有了這個正式的財政官職，使桑弘羊能更直接的發揮作用。這一年十一月，禦史大夫張湯因受人陷害而自殺，這是武帝法家集團的一個重大損失。

　　桑弘羊出任新職後，首先發動一次更大規模的告緡運動。這時工商奴隸主和新興地主階級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爲了打退工商奴隸主的倡狂進攻，徹底粉碎他們的復辟陰謀，一場轟轟烈烈的對工商奴隸主違法活動的大檢舉大揭發運動，如火如荼地在全國各地普遍開展起來。“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的工商奴隸主“大抵皆遇告”。武帝和桑弘羊派遣許多官吏到各地治緡錢，依法沒收不法工商奴隸主的財産和奴隸，被沒收的“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末全國共一千三百一十四縣。武帝時大致差不多。依此推算，沒收的土地有幾千萬畝。沒收的土地和奴隸的數量都大得驚人。經過這次告緡，中等以上的工商奴隸主大多破了産。這是西漢王朝對工商奴隸主致命一擊，也是反復辟鬥爭的重大勝利。工商奴隸主的經濟實力基本上被摧毀，復辟奴隸制的主要社會基礎受到了一次急風暴雨式的大掃蕩！

　　工商奴隸主被掃蕩，他們退出的工商業陣地急需去佔領，於是桑弘羊又在有些地區試行均輸（具體內容後面再談）。同時他還規定吏納穀給國家的可以補官，納穀六百五的升爲郎官。

　　由於有了鹽鐵官營和告緡的收入，武帝時期的財政困難終於得到了解除，“用少饒矣”。實現了這個條件，桑弘羊就著手整頓幣制。

　　“貨幣是社會財富的結晶，是社會勞動的結晶，貨幣是向一切勞動者徵收貢物的憑據”。貨幣掌握在誰的手裏，誰就佔有相應的社會權力。鹽鐵官營、算緡、告緡減少了工商奴隸主掌握的貨幣，禁止工商奴隸主佔有土地則限制了他們手中貨幣起作用的範圍，這些都是對工商奴隸主貨幣權力的有力限制、但是限制貨幣權力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集中鑄幣權的問題。秦始皇統一幣制，並沒有集中鑄幣權。西漢前期的幾代法家皇帝，對這個問題也有一個認識過程。高祖、文帝時都曾實行自由鑄錢政策。文帝五年（西元前一七五年）實行自由鑄錢政策時，賈山、賈誼都表示反對。賈山措出“錢可以易富貴”，讓“民”自由鑄造，“是與人主共操柄（權柄）”，不符合封建國家的利益。賈誼不僅建議把鑄幣權收歸中央，而且還主張把鑄幣材料銅收歸國有。他指出實行自由鑄錢政策，鑄錢者就會在銅錢內摻雜鋁鐵以牟利，陷於犯罪活動；同時還造成“法錢不立”，“市肆異用，錢又大亂”’以及農民棄農采銅鑄錢的嚴重後果。文帝沒有接受賈誼的意見，反而將嚴道（今四川滎經）的銅山賜給鄧通鑄錢，犯了一個錯誤。

　　元鼎四年（西元前113年），經桑弘羊建議，武帝發佈了禁止郡國鑄錢的命令，將鑄幣權集中到上林苑的均輸、辨銅、鍾官三個機構（總稱上林三官），非三官所鑄錢不准流通，各郡國原鑄錢一律銷熔，銅上交給三官。三官錢重五銖，同元狩五年鑄造的一樣，但錢的質量更高。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五銖錢。這一次統一鑄幣。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將鑄幣權完全集中到中央，有重要的歷史意義。由於注意錢的質量，盜鑄“計其費不能相當”，因此盜鑄現象大爲減少，只有“真工大奸”才繼續幹這種犯罪勾當。桑弘羊的幣制改革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從此以後，西漢的幣制一直比較穩定，到王莽時才遭到破壞。貨幣制度的統一和穩定，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和西漢王朝的鞏固。

　　取得對工商奴隸主的決定性勝利，鞏固了封建制度，解決了財政困難，加強戰備就有了可靠的物質基礎。元鼎六年（西元前111年），武帝進一步加強對西北的開發和邊防建設。將武威、酒泉各一分爲二，增加張掖、敦煌二郡（總稱河西四郡），“徒民以實之”。在通向河西的要衝建令居城（在今甘肅永登西北），徵發幾萬人參加築城。在上郡、朔方、西河及河西等地進行軍屯，一邊守衛，一邊生産，參加軍屯的成率達六十萬人。設置田官，興修水利。僅從朔方以西到令居的開渠引水吏卒就有五、六萬人。所有這一切的費用，都靠大農丞桑弘羊籌劃供給。

　　元鼎四年至六年，武帝對西羌、南越、閩越用兵，進行統一中國的戰爭，取勝後在這些地區分置十七郡。戰爭的費用也全靠大農供給。大農因爲有鹽鐵官營和均輸等的收入，財政並沒有發生困難。

　　抗匈戰爭需要有大量的戰馬。元狩三年爲了準備對匈大戰。長安養的母馬多至數萬匹，牧馬的士卒不夠、要到附近的郡縣去調。可見養馬規模之盛。元狩四年以後對匈奴沒有發生大的戰爭，戰馬不足也是原因之—。元鼎五年桑弘羊建議武帝採取群衆性的繁殖馬匹辦法，爲繼續進行抗匈戰爭作準備。辦法是由政府貸給邊縣牧民母馬三年，歸還時除取息十分之一外，産出的幼馬歸養馬人所有。次年又命令王侯以下至年俸三百石以上的官吏，各出母馬給亭，全國亭亭養馬，大量繁殖馬匹，國家對母馬徵稅。這兩種辦法的實行，既保證了馬匹的供應。又擴大了國家財政收入的來源。

[COLOR=\"blue\"]　　在打擊工商奴隸主的過程中，孔僅、東郭咸陽等混進政權機構的工商奴隸主；扮演了兩面派的角色。他們通風報信，把武帝、張湯、桑弘羊法家集團準備實行的打擊工商奴隸主的政策，預先泄漏給某些工商奴隸主；讓這些人乘機搗亂，從中漁利；另一方面又以鹽鐵它的公開身份爲掩護，故意製造質量低劣的鐵器，擡高價格，強迫人民購買，破壞鹽鐵官營的信譽。武帝對前一種情況早已有所覺察，但不知道是誰幹的。因此當有人誣告張湯向商人提供經濟情報進行坐地分贓時，就非常氣憤，一時信以爲真，責問張湯說：“我們實行的政策，爲什麽商人都事先知道？”張湯死後，武帝和桑弘羊終於發現毛病出在孔僅、東郭咸陽等人身上。元鼎四年，孔僅被免去大農舍一職。元點六年，孔僅、東郭咸陽同另一混入中央政權機構的大畜牧奴隸主、竊取禦史大夫要職的卜式勾結在一起。他們大放厥詞，爲被打擊的工商奴隸主鳴冤叫屈，叫囂鹽鐵官營搞糟了，算緡政策使“商者少，物貴”，要武帝取消算緡，改變政策。這一下，更加暴露了這些跳梁小丑爲工商奴隸主請命的醜惡嘴臉。[/COLOR]武帝當機立斷，於次年（元封元年，西元前110年）貶卜式爲太子太傅，罷掉孔僅和東郭咸陽的官職，提升四十三歲的桑弘羊爲治粟都尉（也叫按粟都尉），兼領大農，總管財政經濟工作。

　　桑弘羊擔任新職後。立即運用輕重理論，進行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整頓和發展鹽鐵官營、二、推廣均輸，三、實行平准。

　　一、整頓和發展鹽鐵官營。已經實行的鹽鐵官營。有很大成績，但由於擔任鹽鐵立的工商奴隸主的破壞；存在著上面所講的一些缺點。針對這種情況，桑弘羊呈諸武帝批准，對鹽鐵官營進行整頓。他設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區主管各郡國的鹽鐵、均輸，代表朝廷貫徹和執行有關經濟政策。同時對原來的鹽鐵官作了一次審查．清洗混在其中進行破壞活動的工商奴隸主分子。在整頓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鹽鐵窗營事業。在二十八郡設鹽官，四十郡設鐵官。從此，鹽鐵官營以更大的規模，在全國範圍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

　　二、推廣均輸。前已指出，均輸於元鼎二年開始在有些地區試行。未實行均輸時，朝廷所需物資，是向全國各地以賦稅形式徵集來的。各地把朝廷所征物資運到京師長安，往往要損壞，而花掉的運費比物資本身的價格還要大。而百。所徵集的物資雖然一般是當地的土特産，但可能因減産而數量不能滿足上交要求，要到別的産地去採購，另一些産品則有多餘，要到外地去銷售。這一買一賣都要通過工商奴隸主，給他們提供了販運牟利的機會。他們出賣當地需要上交的物資，就提高價格，以次充好；而收購當地多餘的物資，卻把價格壓得很低。試行均輸，由國家來佔領原來被工商奴隸主把持的商業陣地。試行地區以賦稅形式交給政府的物資，定爲一向由工商奴隸主運往外地銷售的那些土特産。上交後有多餘的，也由政府收購。政府收進這些土特産後，不一定運京師，而是運到價錢高的地方出售，朝廷所需的物資則用錢到價錢低的地方購買。這種辦法既限制了工商奴隸主的投機活動，又使國家獲得商業利潤。經過五年的試行，取得了經驗，桑弘羊決定在全國推廣。他在各地設立均輸官，將他們甘於大農部丞的領導之下，負責開展這一工作。

　　三、實行平准。平准就是政府在京師和各商業城市進行商品買賣，“貴即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踴”。爲了保證這一政策的成功，在京師設“委府”（商品倉庫），貯存大量商品，作爲調節物價的後盾。平准和均輸是密切聯繫的。均輸調節地區之間的商品流通，平準則調節一個地區內的商品流通。均輸從早地收過多餘物資運到乙地出賣，這種活動本身對兩地都具有平准的作用。因此負責平准的官員可能就由均輸官兼任，均輸和平准相輔而行。

　　實行這三項政策，進一步打擊了工商奴隸主的掠奪和兼併活動，使封建國家佔領了主要工商業陣地，促進了在封建國家控制下的工商業的發展，鞏固了封建制的經濟基礎。而又保證了國家財政收入源泉的充裕。因此以後武帝在各地巡視。“所過賞賜，用帛百余萬匹，錢金以巨萬（億）計”，都沒有發生財政困難。同時桑弘羊還發展了納粟買官或贖罪的辦法，准許納粟免徭役或免告緡，依不同物件而定：吏納票可以補官，罪犯納票可以贖罪，一般人民納粟可以免除終身徭役，商人納粟可以免除告緡。納的粟輸送到太倉、甘泉倉（在今陝西洛河北）和邊郡貯存。這一政策實行僅一年，太倉、甘泉倉就貯滿了糧食，也有了餘糧。納粟政策有利有弊。它使國家在不增加田賦的情況下掌握更多的糧食以備戰禦荒，還有助於提高糧價，防止谷賤傷農，促進農業生産的發展。但它對缺糧的貧苦農民不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任人唯賢的法家路線，並使罪犯和工商奴隸主殘餘勢力有空子可鑽。

　　桑弘羊採取的一系列財政經濟政策，是武帝法家路線的重要組成部分，並爲這條政治路線服務的。如果僅從理財的特點來看，則是做到了“民不益（加）賦而天下（國家）用饒”。西漢的田賦一直比較輕，景帝元年（西元前一五六年）以前是根據常年産量十五稅一，二年開始改爲三十稅一。武帝時清理田畝。統一畝制，以二百四十平方步爲一畝（合今零點七五畝），重新核定賦額，仍三十稅一。田賦輕首先對地主有利，自耕農也有好處、這是鞏固和發展封建經濟的政策。除田賦外，還有主要以廣大勞動人民爲徵收物件的三項基本稅收：算賦、口賦和更賦。武帝時只有口賦每人每年增加三錢，其他兩項都沒有增加。因此武帝時農民和地主階級的矛盾雖在後期有局部激化的表現，但總的來說當時還沒有全面激化。

　　反動派決不甘心於自己的失敗。蔔式被貶官後，更恨桑弘羊人骨。這一年發生了不很嚴重的旱象，蔔式以爲抓住了稻草，就扯起“無人感應”的破旗，胡說由於桑弘羊的國家經營工商業政策觸怒了老天爺，所以上天用旱象來示警。他聲嘶力竭地叫嚷：“烹弘羊，無乃雨！”董仲舒則借古諷今，攻擊秦王朝和商鞅，影射武帝、桑弘羊“用商鞅之法”，“顓（專）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鼓吹“鹽鐵皆歸於民”。但是武帝根本不聽他們的一套，反而賜給桑弘羊左庶長爵《二十等爵的第十等》，黃金二百斤，以示支援和鼓勵。

　　桑弘羊的出色成就，使武帝對他極爲信任和重視，一直讓他身居朝廷要職。

　　元封二年，桑弘羊支援武帝治理黃河大決口。在今河南濮陽縣南，黃河的一段堤岸叫瓠（互）子，於元光三年（西元前一三二年）決口，使河東的大片土地受淹。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産二十餘年來，一直沒有得到徹底治理。這一年武帝派遣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堵塞瓠於缺口，還親自帶領一批文臣武將到治河工地巡視，桑弘羊也隨同前往。爲了激發治河官員吏卒的積極性，武帝命隨行的將軍、大臣部到工地上參加勞動，背柴草塞河堤，自已作歌進行鼓動。這樣上下一心，終於取得了治河的成功，使“梁、楚之地複寧，無水災”。從此，各地都開展了水利建設。許多大型水利工程完工後灌溉農田面積都達萬餘頃，小型水利工程更“不可勝言。

　　無封四年．匈奴奴隸主貴族又來寇邊，標誌著一場新的抗匈戰爭就要到來。太初二年（西元前103年），武帝命浚稽將軍趙破奴出朔方擊匈奴。太初三年匈奴入侵定襄、雲中、五原、朔方，殺掠數千人。破壞邊塞防禦設施；又入侵張掖、灑泉，殺都尉，虜掠數千人，被漢將任文盡數救回。太初四年武帝表示抗匈的決心說：“高皇帝留給我平城之憂，高後時匈奴單于又寫信對她進行侮辱。這仇一定要報”積極準備出兵。天漢二年（西元前九九年）貳師將軍李廣利率三萬騎出酒泉，斬、俘萬餘人；因杅（魚）將軍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率步兵五千人出後延，亦斬、俘萬餘人（但後來李陵戰敗投降）。天漢三年，匈奴人侵雁門。天漢四年，李廣利率騎兵六萬、步兵六萬出期方，強弩都尉路博德率兵萬余和他會合，公孫敖率騎兵一萬、步兵二萬出雁門，遊擊將軍韓說率步兵三萬出五原，沒有取得勝利。征和二年（西元前91年），匈奴入侵上谷、五原，殺掠吏民。征和三年，匈奴入侵五原、酒泉，殺二都尉。李廣利率七萬人出五原，禦史大夫商丘成率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率騎兵四萬出酒泉。馬通戰勝，李廣和戰敗投降。這次抗匈戰爭，斷斷續續進行了十七年，勝負未分。所以終武帝之世，講沒有完成抗匈大業。繼承武帝的遺志，把抗匈戰爭進行到底，是桑弘羊堅定不移的主張。

　　太初元年（西元前104年），大農令改稱爲大司農。

　　天漢元年（西元前100年），武帝正式任命五十三歲的桑弘羊溝大司農（原來是兼職）。

　　天漢三年；“少府丞令請建酒榷，以贍邊，給戰士”，經桑弘羊報武帝批准施行。所謂酒榷，就是酒類專賣。酒是非生活必需品，要用糧食釀造。在糧食不十分富裕的情況下，爲了保證軍需民食，防止過多的糧食消耗於制酒是十分必要的。文帝後元年（西元前163年）曾有禁止釀酒的法令。而且還規定，三個人以上無故聚在一起喝酒。要罰黃金四兩。桑弘羊實行酒類專賣，主要目的也是爲了節約糧食保證軍糧供應，壟斷賣酒利潤以增加財政收入尚在其次。

　　這時，一個反對桑弘羊的陰謀在悄悄地進行著。執金吾（督巡京畿治安的長官）杜周在侍中奉車都尉（掌皇帝乘坐的輿車）霍光的支援下，搜羅桑弘羊子任犯的小罪，對他們進行追捕，藉以打擊桑弘羊的威信。次年（太始元年，西元前96年），桑弘羊果然因此被武帝貶爲搜粟都尉。但是實際上武帝對桑弘羊還是保護的。因爲搜粟都尉和大司農在官階上不相上下（有時大司農也可稱爲搜粟都尉），而且桑弘羊被貶後的十五年內並無別人接替大司農之缺。這說明貶它只是名義上的，大司農的實權仍掌握在桑弘羊的手中。

　　征和四年（西元前89年），桑弘羊會同丞相田千秋、禦史大夫商丘成向武帝建議屯墾輪台以東一帶，經營西域以削弱匈奴。年邁的武帝這時想體養民力，沒有採納。後來眼帝劉弗陵還是實行了這一主張，到宣帝劉詢時收到很大效果。

　　後元二年（西元前87年），武帝因病去世。臨死前，作了托孤的安排。他任命六十六歲的桑弘羊爲禦史大夫，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地位在丞相和禦史大夫之間），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低）爲車騎將軍，太仆上官桀爲左將軍。把他們和丞相田千秋一起叫到病榻前拜受遺詔，要他們共同輔佐年才八歲的昭帝。

　　霍光在武帝身邊二十多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武帝一死，他就大權獨攬，代表保守勢力和工商奴隸主殘餘勢力向以武帝和桑弘羊爲代表的法家路線進行反攻例算。他和杜周的三個兒子杜延壽、杜延考。杜延年以及楊敞等結成死黨，打擊革新勢力。杜延年是他的主要謀士。昭帝始元元年（西元前86年）在霍光的一手操縱下，派人到各地去推舉所謂賢良，問“民間’”有什麽痛苦。始元五年，霍光下令停止亭養馬，公然表示幣準備還擊匈奴的侵擾了。同年又命令三輔（京畿的三個政區）、太常（掌宗廟禮儀）舉賢良各二人，郡國舉文學高第各一人。共舉出賢良、文學六十多人。賢良領頭的是茂陵人姓唐的，文學領頭的是魯人姓萬的。茂陵是武帝所遷地方豪強和大工商奴隸主的聚居之地，魯是儒家的老窩，由這兩地推舉出來的人領頭，賢良、文學是一批什麽貨色也就可想而知。

　　佈置就緒，霍光就向桑弘羊發起突然襲擊。始元六年初，霍光委派親信楊敞任大司農，奪了桑弘羊的財政經濟大權。一二月，又用馬車把各地的賢良、文學接到長安；舉行圍攻桑弘羊的鹽鐵會議。

　　鹽鐵會議由丞相田幹秋主持。田千秋是個唯唯喏喏的庸人，只會講幾句模棱兩可無關緊要的話。霍光躲在幕後指揮賢良、文學赤膊上陣。面對一幫於破門而出的反動儒生，七十二歲高齡的桑弘羊毫無懼色，從容應戰，把他們的種種謬論批駁得體無完膚。站在桑弘羊後邊的還有他和丞相的下屬，也對儒生的胡言亂語進行了駁斥。

　　鹽鐵會議上的大論戰，反映了儒法兩條路線在理論上的尖銳對立。桑弘羊及其支持者對賢良、文學開展的思想批判，是捍衛武帝法家路線的鬥爭，也是法家對儒家復辟分裂、投降賣國等謬論的一次集中的清算。

　　三、慘遭冤殺
　　鹽鐵會議一開始，賢良、文學就把矛頭指向桑弘羊的財政經濟政策，想以此爲突破口，來推翻武帝的法家路線。他們打著“爲民請命”的破旗，攻擊實行鹽鐵官營、酒推、均輸等政策是“與民爭利”。他們裝出一副憂國憂民的樣子．說實行這些政策違背了“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的古訓，敗壞了社會風氣，使老百姓“背義而趨利”，以致“就本者寡，趨末者衆”，“末盛則本虧”。他們鼓吹只有罷掉這些政策，才能“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他們採取改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手法，竭力誇大執行過程中的缺點，誣衊鹽鐵官營等政策造成了國富民窮；使人民苦不堪言。

　　儒生們大肆鼓吹“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似乎他們一個個都是不要財不要利的正太君子。但是，“世界上沒有什麽超功利主義，在階級社會裏，不是這一階級的功利主義，就是那一階級的功利主義。”他們不過是“那種口頭上反對功利主義、實際上抱著最自私最短視的功和主義的僞善者”。他們宣楊貴德重義，無非是要以它爲遮羞布，來掩蓋他們爲工商奴隸主和地方豪強爭利的反動實質。儒生們都是些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寄生蟲，根本不會去關心農業生産，但卻打起了“廣利農業”的招牌，真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他們居然接過法家的口號，侈談什麽“進本退末”。其真正的意思無非是要西漢王朝“退”出“末”的陣地，讓工商奴隸主去重新霸佔，然後破壞封建制的農業生産，把“本”“進”到“分土井田”的奴隸制生產關係中去，以“廣種’奴隸主老爺們的“農業”。

　　桑弘羊對儒生們的挑釁進行了有力的回去。他理直氣壯地指出，實行這些政策首先是爲了籌措抗匈戰費的需要。他嚴厲地責問儒生們說：“你們既然沒有披堅執銳上前線殺敵的勇氣，卻又提出要罷掉鹽鐵、均輸等政策，破壞戰備，怎麽連一點憂邊之心都沒有？”接著他又指出，實行這些政策還不僅是爲了籌措戰費，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同時也是爲了“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移，絕並兼之路”，意義十分重大。鹽鐵如果不是由國家經營，就會被“浮食育民”、“豪強大家”所壟斷。他們“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好僞之業，遂朋黨之權”，進行兼併甚至叛亂活動。吳王劉濞就是歷史的證明。他還指出．實行均輸、平准使“商賈無所貿別’，“平萬物而便百姓”；鹽鐵官營”有益於國，無害於人”。這些政策爲“萬民所戴仰”，老百姓有什麽苦，要你們這些儒生瞎操心？他揭露賢良、文學所說的“民”，根本不是一般老百姓，而是那些“擅其用而專其利”的“豪民”。對於他們的利，一定要爭，不爭鞏固不了朝廷的統治。

　　桑弘羊對本、本問題作出了理論的分析。他一方面肯定了“建本抑未”的法家思想，另一方面又強調要“開本末之途”，發展“農商交易，以利本末”。抑求和開末，似乎是對立的，但在他的理論和實踐中得到了統一。他要抑的末是指被工商奴隸主控制的工商業，他要開的末是指封建國家控制下的工商業。這樣將建本、抑末、開末三者結合在一起；是法家思想在新期歷史條件下的一個發展。桑弘羊還闡述了“以輕重禦民”的理論，它基本上來源於《管子·輕重》。他指出，國家掌握了物價的高下。輕重之權，就能“以求易其本，以虛蕩其實”’，就是說通過流通渠道，沒有糧食可以得到糧食，府庫空虛可以變成府庫充實。不僅如此，輕重政策還能破“散聚均利”，“例其有餘，調其不足，禁隘羨，厄利塗（途）”，使百姓“家給人足”的作用；甚至還能同匈奴進行經濟鬥爭，做到“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雖然他在一定程度上套大了流通過程的作用，但這是對賢良、文學所謂末盛本虧、國富民窮的有力批駁，在理論上使對方陷入了無力招架的困境。

　　儒生們還把攻擊的矛頭指向統一的貨幣制度。他們胡說由中央統一鑄幣後錢幣的好環還是老樣子，鼓吹“不禁刀幣”，爲地方豪強和工商奴隸主爭鑄幣權。桑弘羊回顧文帝時實行自由鑄錢政策增強了復辟、分裂勢力的歷史教訓，指出必須“有鑄錢之禁”，只有這樣才能止好息僞，使那些爲了鑄錢圖利而離開農業的人回到農業中去。他斬釘截鐵地回答儒生們說：“只有統一鑄幣權，人民才不會對自己的職業三心二意；只有由中央鑄造貨幣，人民使用時才不會疑惑。”堅決捍衛錯幣權的集中統一。

　　賢良、文學對經濟問題本來是一竅不通。在桑弘羊的嚴詞駁斥下，搜索枯腸，也想不出什麽站得住的道理來回答，只是搖頭幌腦地“古者......古者......”，一味的拿儒家書本上的陳詞濫調來搪塞。桑弘羊看著這些人的蠢相，不由得暗自好笑。

　　論戰的另一焦點是如何對待匈奴奴隸主貴族的入侵問題。賢良、文學頑固地站在賣國主義的立場上，鼓吹妥協投降。他們大念和平經。有的說什麽“古老資以德而賤用兵”，攻擊反擊匈奴入侵的正義戰爭是“廢道德而任兵革”。有的污蔑抗匈戰爭是幾個“好事之臣”蓄意挑起的，把戰爭的責任強加給漢朝廷。有的叫嚷對匈奴奴隸主貴族要“加之以德，施之以惠”，“罷關梁，除障塞，以仁義導之”，求得“兩主好合”，“天下安寧”。有的不分戰爭的性質，把反侵略戰爭描繪得淒淒慘慘，竭力渲染戰爭恐怖。有的則宣揚得不償失論，低毀抗匈戰爭是消耗人力物力“以窮無用之地，亡（失）十獲一”。他們心裏明白，匈奴統治者對仁義道德的一套虛僞說教並不會買賬，於是又鼓吹“厚幣結和”，即要西漢王朝用金帛、美女問匈奴單于屈膝求和。種種賣國投降論調，肆無忌憚地出之於正襟危坐，道貌岸然，滿嘴仁義道德的孔孟之徒的口中，特別令人作嘔，簡直要把殺弘羊及其支持者的肺那氣炸了。

　　桑弘羊以憤激的心情對儒生們的賣國謬論作了義正詞嚴的批駁。他發揚了法家的愛國主義傳統，深刻地分析了抗擊匈奴、捍衛國土的正義性和必要性。他指出匈奴奴隸主貴族一貫背信棄義，“反復無信，百約百叛”，根本不能通過“和親”來改變他們的“貪狼”本性。如果用來襄公那樣的“誠信之心”以及“金帛之寶”去對待他們的“無義之詐”，就是使國家“危亡之道”。他強調“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只有加強戰備，用武力去反對侵擾，“興義兵以征厥（其）罪”，才是正確的方針。他揭露儒生們鼓吹的“以德懷之”完全是唱高調，只能說，不能行。如果真的照他們的話去做，取消武備，拆除障塞，那就是“去表見裏”，把自己的“心腹”部分暴露在敵人面前，很容易被敵人攻垮以至滅亡。

　　桑弘羊嚴厲地斥責儒生們把保衛國土的戰爭說成是“窮無用之地”的胡言亂語。他指出，邊境和內地的關係，就好象肢體和腹心。唇和齒的關係一樣，“唇亡則齒寒，支（肢）體傷而心滲但”，一定要保衛國土的完整和國家的統一。戰爭當然會帶來痛苦，但是就象夏禹治水一樣，在治水的過程中百姓很勞累，但後來都“享其功”，應該從長遠利益看問題。他指出“當世之務”是“後世之利”，當代人擔負起徹底打敗稱霸北方的匈奴人侵者的重任，是爲後代兒孫謀利益，義不容辭，根本不是什麽得不償失！

　　桑弘羊高度頌揚武帝對抗匈戰爭作出的巨大貢獻；指出武帝“功勳粲然，著于海內，藏於記府（載入史冊）”，決非儒生們所能抹煞得了的。他分析了抗匈戰爭的形勢，指出匈奴人侵者已經受到漢兵的沈重打擊，“折翅傷翼”，又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鞏困亡之時也”。必須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再接再厲，繼續出擊，不使他們有喘息的機會。否則就會功虧一貨（槐），造成“一回違敵，累世爲患”的無法估量的損失。他尖銳地責問儒生們：“將抗匈戰爭進行到底是先帝的遺志。你們素來以忠臣官命，現在卻千方百計阻撓奪取抗匈戰爭的最後勝利，能夠說這是盡忠的表現嗎？”

　　桑弘羊大義凜然的慷慨陳詞，狠狠打擊了投降派的囂張氣焰，直駁得賢良、文學一個個面容失色，垂頭耷腦。

　　是古非今是儒家的傳統手法。在會議上，賢良、文學公然打出孔、孟的復古黑旗，攻擊武帝和桑弘羊執行的法家路線和各項政策不是“明王”治理國家百姓之道，“不可以久行而傳世”。他們叫囂要“複往古之道，匡（糾正）當世之失”，狂熱鼓吹開倒車。他們要把倒車開到古代社會中去。在這樣的社會中；實行“分土井田”，沒有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千乘之國，百里之地”的諸侯各據一方，“公、侯、伯、子、男”都能滿足自己的政治經濟欲望和要求。這就最清楚不過地表明，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恢復奴隸主階級已經失去的“天堂”，把新興地主階級起下政治舞臺，使廣大勞動人民重新淪爲會說話的工具，以滿足大小奴隸主貴族的無窮貪欲。爲了給這條復辟路線製造輿論，儒生們又宣揚“爲君者法三王，爲相者法周公，爲術者法孔子”，是“百世不易之道”。他們還撤出董仲舒的“無人感應”論，胡說政治的好壞都能得到上天的報應。他們把大奴隸主貴族周公統治的時期吹得天花亂墜，說那時“政有德”，因此天下太平，既沒有短命的人，也沒有荒年，風調雨順，每隔十天就下一次雨，而且都在晚上下，無論高山平地，塊塊土地都是好收成。他們攻擊武帝時“惡政行”，所以“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叫囂必須改變武帝的法家路線，才能使“水旱不能擾，凶年不能累”。

　　桑弘羊堅持樸素的唯物主義，批判“天人感應”的唯心謬說。他指出天有水旱，歲有豐歉，是“陰陽之運”，即客觀自然現象，和人力無關（桑弘羊這裏講得過於絕對化，反映了認識上的局限性）。他責問賢良、文學說：“照你們的說法，禹、湯是聖主，後稷、伊尹是貨相，那麽他們在位的時候總該是風調雨順的了，怎麽那時也有水旱之災脅”有力地戳了儒生們一槍。

　　桑弘羊指出事物是不斷發展變化的。“物極而衰”是“終始之運”，就是說事物由盛轉衰是不依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客觀規律。人類的社會歷史也是如此。他繼承了先秦法象“泄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辦法）變”的變法革新思想，批判儒家的復古謬論。他強調，“世殊而事異”，“教與俗改”，時代不同了。情況發生了變化，處理事情的辦法也應隨之而改變。即使是儒生們所頂禮膜拜的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也是“異時各有所施”，採取不同的辦法治理國家的，決沒有什麽“百世不易之道”。他回答儒生們說：“足民何必井田”！反對復辟奴隸制生產關係。他揭露德生們講的那些“稱引往古，頗乖世務”的活，不過是“飾虛言以亂實。道古以害命”。嘲笑儒生們“抱枯竹（儒家經籍），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卻“堅據古文以應當世”，簡直是一些”膠柱而調瑟（色）”的大笨蛋！

　　桑弘羊的犀利語言，深刻地揭露了賢良、文學逆歷史潮流而動的頑固立場。

　　鹽鐵會議上，對禮治還是法治，尊儒還是營法，也展開了激烈的論戰。

　　賢良、文學鼓吹禮治、德治，惡毒攻擊法治。他們誣衊實行法治是“設罪以陷入”，詆毀堅決打擊地方豪強和工商奴隸主的違法活動的法家人物“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隨心所欲地利用法令條文來陷害無辜，公然爲受到地主階級專政鎮壓的復辟、分裂勢力鳴冤叫屈。他們“以昨天的卑鄙行爲來爲今天的卑鄙行爲進行辯護”，大肆吹捧其祖師爺孔丘和孔家店二老闆孟河。他們把孔老二描繪成爲一個“優百姓之禍而欲安其危”的“救世主”，說他不拍“灼（燒）頭濡（濕）足”，四出奔走，爲了救百姓于水火而受苦受難，似乎沒有他人類就要萬劫不復。而對於法家代表人物吳起、商鞅、韓非、李斯和秦始皇等，則進行了惡毒的誹謗和攻擊。他們攻擊商鞅“無先王之法，非聖人之道”，“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咒駡李斯“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貪其所欲，致其所惡”。非難秦始是進行消滅六國的統一戰爭和派蒙恬北拒匈奴鞏固邊防的正確措施，甚至把案二世而亡的原因也歸之于商鞅變法和秦始皇的上述措施，真是信品雌黃、胡說八道到了極點。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儒生們對歷史上法家傑出人物的無恥攻擊，實際上是把矛頭指向武帝和桑弘羊。

　　桑弘羊對賢良、文學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他指出，“治者因法”，“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好禁”，只有實行嚴明的法治，打擊違法犯罪分子。才能減少犯罪現象，鞏固封建統治。這一論述體現了法家的“[COLOR=\"blue\"]以刑去刑[/COLOR]”精神。他作了一個生動的比喻：“國君不容惡民、就象農夫不容毒草一樣。鋤去一株毒草可以使許多禾苗成長，鎮壓一個惡民能夠使萬民高興。”接著把話鋒一轉，用挖苦的語調對賢良、文學說：“即使是你們所津津樂道的周公、孔子吧。也不能取消刑罰而任用惡民啊！”又將了儒生們一軍。

　　桑弘羊心目中的惡民，首先是指那些進行復辟、分裂活動的工商奴隸主和地方豪強。對這一小撮反動分子用嚴刑竣法，有助於社會的進步和國家的統一，是符合歷史發展要求的。但作爲地主階級的一員，桑弘羊也把起義的奴隸或農民列在“惡民”的範圍以內。對武帝時發生的農民起義進行了污蔑，強調要對他們予以殘酷的鎮壓。這是他的階級本性的表現。

　　桑弘豐高度評價了歷史上的法家代表人物。他稱頌商鞅“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國以富強，其後率並六國而成帝業，“功如丘（大）山，名傳後世’。他讚揚李斯輔佐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功侔（齊）伊、望，名巨太（泰）山”。他肯定秦始皇用武力統一中國和派豪恬北拒匈奴的功績，對秦亡的原因作出了符合歷史實際的分析。地駁斥儒生們說；”你們把起高亡案的責任歸之于商鞅，就象把崇侯虎亂殷的責任歸之于伊一樣幼稚可笑！”儒生們的倡狂進攻，使桑弘羊義憤填膺、他決定把這批跳梁小丑以及他們的祖師爺孔老二的醜惡靈魂徹底揭露一下。他橫眉冷對、聲色俱厲地說：“[COLOR=\"blue\"]儒者都是不耕而食，不蠶雨衣，巧僞良民，以奪農妨政的騙子。這也是當世的一個禍害！你們表裏不一。說起話來漂亮得很，做起事來污濁無比。外表看起來倒也象正太君子。骨子裏卻貪婪到了極點。你們並沒有什麽真才實學、不過是僥倖被選中，實際上根本不符合規定的推選條件。如果讓你們治理國家，就會把國事搞得一團糟。不軌之民委壟斷山澤圖私利，你們卻拼命爲他們說話。凡是朝廷實行的你們就反對，凡是朝廷主張的你們就諷刺，專要損上徇下，虧主適臣。[/COLOR]你們還有沒有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老實說，你們就象掘壁洞行竊的盜賊，從來就是社會治安的麻煩。怪不得秦始皇要焚書坑儒！在那種情況下，你們還能搬嘴弄舌，擠眉弄眼，參預議論朝政的是非嗎？”這一番氣勢磅礴的話。大滅了反動德生們的威風，使他們心驚膽顫。渾身戰慄。秦始皇當年焚書坑儒的革命風暴，又一次震撼著他們的卑傷心靈！

　　桑弘羊的下屬禦史也參加了聲討，他說：“文學祖述仲尼，吹捧他的德行古今沒有第二個人。但是孔丘連自己的弟子都教育不好，把魯國搞得一天比一天衰弱。他又是個言行不一的人。一面侈談什麽男女不相授受，不能在一起喝酒；一面卻鑽門路求見衛俟的夫人南子、連他的門徒子路都感到太不象話。

　　桑弘羊贊許地點點頭，對孔老二作了更深刻的揭露說：“文學把孔丘稱作大聖人，但是他魯國治不好，齊國趕他走，衛國不用他，匡城老百姓圍住要殺他，跑到陳、蔡又幾乎餓死。明知沒有人用他，還要四出遊說，頑固極了；到處碰壁，還要追名逐利、貪鄙極了；上當受欺，還要糊裡糊塗亂跑，愚蠢極了；被困受辱，還要苟且活下去，無恥極了。這樣的人，怎麽能稱得上聖人！孔丘是如此，所以孔丘的徒子徒孫都是禍根，走到哪里，哪里就要遭殃。不是嗎？孔丘的人代孫孔甲和一批德生去找陳勝，陳勝倒了楣。推南王劉安招納儒生，更是自討苦吃。”對儒家老底的揭露，好比利箭射進儒生們的胸膛，一個個目瞪口呆，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霍光在鹽鐵會議上遭到了慘敗。會後，只取消了一個酒類專賣，其他各項重要經濟政策仍照舊執行。

　　霍光知道在理論上是駁不倒桑弘羊的，只能借助於搞陰謀。次年（元鳳元年，西元前80年）九月，他指使杜延年、楊敞誣陷桑弘羊勾結燕王劉旦（武帝子，昭帝兄）謀反，對桑弘羊下毒手。於是桑弘羊及其一家都慘遭冤殺。另一個同受遺詔的上宮桀也同案被殺。霍光通過這一剪除異己行徑，更大權在握（全口磾已于始元元年病死）。但是由於適應新興地主階級需要的法家路線在西漢已經統治了一百二十餘年，深入人心；工商奴隸主已遭到致命的打擊，它的殘餘勢力成不了什麽氣候，而他主階級保守勢力的擡頭還需要有一個過程，因此代表這些勢力的儒家路線不可能一下子取法家路線而代之。桑弘羊死後，西漢王朝的法家路線在昭帝和宣帝時還繼續統治了三十多年。直到元帝劉奭上臺（西元前48年），儒家路線才占了統治地位。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路線變了，封建國家經營工商業的性質和作用也必然要發生變化。對元帝以後以至整個封建社會的官營工商業都應該這麽看。

　　桑弘羊輔佐漢武帝執行法家的路線和各項政策，對維護國家統一，鞏固新生的封建制度，抗擊匈奴奴隸主貴族的侵擾；消除復辟和分裂的危險，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又是反儒的傑出鬥士。他對儒家及其老祖宗孔老二的無情鞭撻、其直率、尖銳和深刻的程度在中國歷史上是極少見的。桑弘羊有其不容抹煞的歷史功績。

　　漢武帝和桑弘羊所以有這樣的歷史功績，最根本的是因爲他們是上升時期的地主階級政治代表，執行了一條正確的法家路線。地主階級在“取得統治權力以前和取得統治權力以後的一段時間內”，“是生氣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進者。是真老虎”。這樣的歷史地位；使他們敢於有所作爲，能夠有所作爲，對歷史的發展起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人民群衆是反復辟、反分裂、反侵略的主力。正因爲漢武帝和桑弘革所執行的法家路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廣大人民群衆的要求，才使他們取得這樣重大的成就。另一方面，漢武帝和桑弘羊畢竟是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他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關係是統治和被統治、壓迫和被壓見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它們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矛盾。隨著反復辟、反分裂、反匈奴奴隸主貴族侵擾鬥爭的逐步取得勝利，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便逐漸上升爲主要矛盾並日益激化。武帝時已有局部的農民起義。元帝以後這兩個階級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終於導致西漢王朝的覆滅。

　　[COLOR=\"blue\"]桑弘羊死後，在如何評價桑弘羊的問題上存在著尖銳的鬥爭。儒家對桑弘羊進行了誹謗和攻擊。宣帝時，桓寬的《鹽鐵論》雖然比較完整地保存了鹽鐵會議上儒法大論戰的史料，使後人研究桑弘羊的思想和行事有所依據；但桓寬是傾向儒家的，他把桑弘羊放在被告的地位，有意貶低桑弘羊。東漢儒家班因在他所著的《漢書》中不爲桑弘羊立傳，卻根據霍光、杜延年強加的罪名，在有關部分將桑弘羊定了謀反被殺的案。後世，特別是宋代的儒家，爲了攻擊王安石，也指桑駡槐，把矛頭指向了桑弘羊。他們誣衊桑弘羊是爲漢武帝理括錢財的“聚斂之臣”。司馬光低毀桑弘羊的“不加賦而國用足，不過設法以陰在民利，其害甚於加賦”。蘇轍也咒駡桑弘羊“法術不正”，“民受其病”。從這些咬牙切齒聲中，赤裸裸地暴露出一小撮代表豪強大地主利益的儒家的反動立場。他們對內反對革新，對外妥協投降。[/COLOR]兩家正是亡於這批守舊頑固派手中。

　　後代的許多法家和進步思想家則肯定了桑弘羊。後魏的賈思勰說：“桑弘羊之均輸法，益國利民，不朽之術也。”唐劉晏曾把自己的理財策比爲桑弘羊的“重興功利”。北宋的王安石則說：“調置泉府之富，以榷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王安石是個改革家，因此將桑弘羊、劉晏同西周奴隸制時代的“泉府之官”聯繫在一起，這實際上是在宣傳桑弘羊、劉晏的功績，爲自己的變法革新造輿論。他執政時期所施行的新法的流，幾乎都可以追溯到桑弘羊。明代的李貸把桑弘羊列入“富國名臣”，認爲“均輸之法”是“國家大業，制四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嗓弘羊者，不可少也”。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對桑弘羊更是推崇備至。他說：“若弘羊者，可謂知錢之爲用者也。惜弘羊而後，其法不行，遂至中國今日受金錢之困較普尤甚也。”

　　對桑弘羊的不同評價，反映了[COLOR=\"blue\"]儒法兩條路線鬥爭[/COLOR]的不可調和。但歷史上的法家和進步思想家，由於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不可能真正認識桑弘羊的歷史作用，而且其中有些人還對桑弘羊有過錯誤的評論。今天是對桑弘羊作出正確評價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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