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并“一行三会”如何加强金融监管？

　　作者 许维鸿 (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新经纬特约专家)

　　随着2016年上半年经济数据的公布，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的轮廓也渐渐清晰，改革进入深水区，宏观经济结构性市场博弈愈发眼花缭乱，越来越多的间接融资势必被直接融资取代，进而带来更广泛的混业经营模式，金融监管的转型升级需求也越来越强烈。

　　广大老百姓感触最深的，也许是这几年以P2P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模式经历爆发式的增长，但随后频繁倒闭的消息不绝于耳，其中还不乏一些平台跑路、失联等情况。

　　从表面来看，很多人将这些金融风险事件归因于互联网对金融的过度渗透，甚至指责现有监管机构的制度缺失。这些片面的批评，显然并没有把互联网金融纳入到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大格局来评价。

　　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是新兴的金融业态，是民间资本对参与金融业、参与金融创新的追求。但是，中国分业监管的监管体制，很难对这种民间借贷的互联网化进行引导和有效事前监管。很多所谓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已经通过互联网平台信用和信用中介职能，将众多小微投资者和各类型金融机构的投融资需求、以复杂的交叉型金融产品形式进行撮合，实质上已经是民营资本的混业经营了。说白了，电脑前的老百姓，以为自己的钱去买了低风险的银行存款，实质上已经被电脑另一端的机构转化成高风险股权类投资。

　　在宏观层面分业监管的背景之下，微观层面机构的混业经营必然导致监管真空现象，例如影子银行、场外配资、网络借贷等各种金融“创新”游走于双轨体制之下，视图谋求监管套利，逐渐开始积累监管体制和经营格局的错位风险。

　　还有一个需要格外重视的各地方经济和金融业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国地大物博，同样一个金融领域，各个地域的监管尺度也存在不同。若要形成有效的金融监管，就不能只依靠“一行三会”统一号令，地方政府的金融办的责任也需加以强化。

　　金融市场的良性发展，总是与监管架构的改变如影随形；而金融行业的创新必然倒逼整个监管体系的变革，相互刺激、相辅相成。为此，新一轮的中国金融监管顶层改革，可以遵循以下三个方向推进：

　　一、客观看待混业大潮，深层次调整“一行三会”体制。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持续落地，人民币国际化成效显著，跨领域金融创新不断涌现，混业经营的大潮已经越来越近，必须客观看待、积极应对。有必要下决心改变现有监管机构“自扫门前雪”的体制，把证监会和银监会的业务监管职能放在大的混业经营的格局下，形成相互协调机制，甚至不排除直接合并，形成统一的混业金融监管机构，以适应目前混业趋势下“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相互渗透的融资方式。

　　二、强化保监会机构监管职能，力保民生底线。

　　混业经营大潮早已波及到了保险行业。随着银行控股保险公司的增多和保险金融集团公司的成立，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传统保险行业相互渗透，业务监管的分界日渐模糊。另一方面，保险资金进入股市和大量保险公司成功上市，保险行业参与证券业务、进入资本市场的障碍也逐渐被突破。但是，相比于其他金融子行业，保险行业具有独特的民生属性，即对居民生活和国民经济基本运行的系统性风险规避，决定了其行业的特殊性，应保障其独立的机构监管权力和机制，以确保保险行业首先服从国家安定大利益。

　　三、升级央行综合金融职能，维持全局性金融稳定。

　　自美国次贷危机以后，全球范围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界限在模糊，这对于中国的央行职能和地方政府金融职能转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央行的派出机构职能减弱、地方政府金融办应该改制为地方金融局进而承担更多实际工作。新一轮的央行职能定位，应进一步强调货币政策对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作用，并纳入对系统性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现金流健康状况等综合指标报备和监管，纳入对各省“财政/金融政策可持续”风险监管，形成对混业经营机构的报表科学整合，力求从宏观经济的金融稳定角度来综合考量利率政策、汇率政策、信贷政策、对社会资本准入政策、对外资开放政策等综合效应。

　　需要强调的是，金融监管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全世界的政府、学者和金融机构都在孜孜以求寻求更优方案。无论是英国大一统的超级监管FSA、还是美国彼此分离但是相互协调的“功能性监管”体系，次贷危机后都暴露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新一轮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目标，并不是一劳永逸地“创造出”新体系，而是通过与时俱进地改变，引领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跟上全球化经济新进程。可以预见，未来监管机构的重组合并、中央与地方的监管权责利协调，是中国改革的又一个深水区，又一场挑战既得利益的攻坚战。(本文不代表中新经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