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长银：公平税负是个税新政最终诉求 需兼顾两头

　　作者葛长银(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副教授)

　　近期，关于个税改革推进的消息不断涌现，虽然方案还没有落地，但方向已然明确，即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据经济参考报报道，个人所得税的推进或将成为明年我国税收制度改革的最大看点。

　　个人所得税作为我国税收体系中越来越重要的一个税种，涉及的纳税人最广，也备受老百姓关心。在个税新政设计上，更需要注重民意，建议做到两点：一要减少，让更多的工薪阶层减轻税负；二要防跑，防止高收入阶层成为异国他乡的纳税人。同时也要保证个税征收的总量，跟国民收入同步增长。

　　美好的初衷才能赢得美好的未来。要达到个税征收的上述目的，我认为，相关税收政策的制定和出台，都需要以“公平税负”为出发点，绝不仅仅是为了征收税款，完成财政指标。若税负不公平，很可能会出现“工薪阶层会逃”和“高收入人群会跑”的局面。若税负公平，纳税人会慢慢认可，在符合规律的征纳关系中互助成长，如此逐步从“要我纳税”过度到“我要纳税”，从而构建起良性的税收文化。

　　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法规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制度。我们在借鉴这些制度时，一要尊重其体系的科学性，二是要结合我国国情。自1980年我国开征个人所得税以来，个人所得税征收政策几经修改。尽管如此，我们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还是有待完善。

　　比如税率设计问题。我们现在执行3%、10%、20%、25%、30%、35%、45%七级超额累进税率，在低收入环节，税率从3%涨到10%，从10%涨到20%，分别有7个点和10个点的涨幅，而到高收入环节，月收入55000元以上，涨幅反而只有5个点。

　　作为个人所得税 “鼻祖”的英国，其税率设计只有三档10%、22%、40%，最高税率是40%，而我们的最高税率是45%。因此，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设计，从税负公平性来看，既对工薪阶层不利，也对高收入阶层不利(太高了他们会跑的)，迫切需要调整，比如设计成3%、10%、20%和40%四级。

　　针对财政部即将出台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新政，我认为应是一个基于国情的“系统工程”，绝不是一篇“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改版，而首要问题就是解决公平税负的问题。

　　如何达到税负公平？

　　一是“综合征收”的减项设计问题。针对个人所得税减项设计这个问题，我认为，需要遵循我国的传统文化，考虑纳税人的普遍负担，并兼顾行业特殊支出的差别。具体而言，尊重传统文化主要是尊重“养老爱幼”的优良文化，把养老支出、育儿支出等列为纳税减项；普遍负担就是把住房、医疗和教育(包括有助于个人成长的学习)等部分支出列为纳税减项；兼顾行业差别就是把特殊行业的特殊硬支出，比如野外作业的安全保护费、保险费，文化事业的稿费等等，列为纳税减项。

　　二是“免征额”的问题。免征额是一个公民的基本生活保障，这个“额度”一定要够他在当地有尊严的生活。在全国各地居民收入差异较大的前提条件下，若取个统一值，我认为应该取个偏大值，来优惠更多工薪阶层。实际上，各方也在不断传来提高免征额的呼声，比如早前宗庆后就提出建议将免征额定到5000元。这是来自实践一线的民声，同时更是民生。我们不能忽略这种声音。一个基本事实：工薪阶层节省10元，在生计上比富人节省100元还重要，关键是更感觉到祖国的温暖。

　　三是低于“免征额”人群的税收关怀问题。“征高补低”是税收公平性的一个体现。高出“免征额”的阶层我们征税，那低于“免征额”的人群怎么办？西方发达国家对这个群体多有“物质关怀”，那我们怎么在税收上直接体现？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四是给高收入人群多一种选择的问题。由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繁杂且地域不一，就是把最高税率降到40%，他们也有避税或逃税的动机和可能。因此，建议在纳税政策上多给他们一种选择。比如将收入投资到国家指定的领域(几年)，就可以减免税款。

　　纵观古今中外，把握税收的度十分重要。今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提“降低宏观税负”。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了“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有了积极的导向，才能实现“一要减少，二要防跑”的目的，才能在此基础上建设我国优良的税收文化。

　　总之，不能因新政的出台增加广大纳税人的税负，这是国策；不能因财税部门的局部“业绩”影响国家经济的全面发展，这是大局；更不能因为沉重税负把老百姓赶到国家的对面，这是长远的政治。

　　【专家简介】葛长银，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副教授，学校MBA教学优秀教师，兼任中粮屯河和中工国际独立董事，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出版著作26部，我国财税领域实战派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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