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需求侧难推动经济增长 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前行

　　传统的需求侧已难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告别了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从年均增长9.8%下降到7%以内，2015年的增速为6.9%，2016年预计增速在6.7%，2017年在6.5%左右。自2015年11月以来，中央高层提出“供给侧改革”，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中国式创新的新阶段，传统的需求侧三驾马车已经难以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从投资来看，国内外市场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各类要素成本攀升等因素影响企业投资意愿，导致金融机构惜贷慎贷，民间投资动力减弱。此外，投资资金来源不足，中央财政收支趋紧，地方财政压力增大、偿债规模滚动扩大，土地收入、融资平台等传统政府资金渠道受到抑制，真正意义上的PPP(公共私营合作制)模式实质性进展远远低于预期，中央可调用的引导性建设资金规模相对有限，这些因素都将影响基建投资增长。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显现

　　从进出口来看，2015年，我国进出口总值39586亿美元，同比下降8.0%，为2009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2016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速继续放缓，外部需求依然相对疲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预期效应会带来一定的贸易转移，贸易保护主义始终存在。与此同时，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政策措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以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等因素，有助于稳定外贸增长，但外贸形势并不乐观。

　　目前，只有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显现。2011~2014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54.8%，高于投资贡献率7.8个百分点。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2015年突破30万亿元大关。2015年11月2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消费升级的六大方向，主要包括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品质消费和农村消费，旨在通过发挥新消费的引领作用，培育形成新供给的力量。根据“十三五”规划建议，要着力扩大居民消费，引导消费向智能、绿色、健康、安全方向转变。因此，消费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在扩大内需战略的带动下，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会进一步得到发挥，特别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居民消费潜力有序释放，预计到202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突破50万亿元。

　　提高人口素质与创新并行

　　从供给侧改革来看，2016年1月底，中央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明确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根据刘易斯的经济发展理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发展中国家会经历一个漫长的“二元经济”过程。在其初期，传统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并且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很低，甚至为负。根据中国的性别比和存活率，中国生育率更替水平高于2.2，即每个家庭平均需生育至少2.2个孩子才能最终避免人口的持续衰减。中国人口红利日渐减弱，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关注人口数量的同时，还必须关注人口质量，人口素质和劳动生产率的比拼才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从供给侧的改革而言，中国未来将在提高人口素质方面下功夫，并且与创新并行，推动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新的经济动力。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也就是说，经济动力的新常态需要供给侧改革来引领——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这都是构成中国式创新的新内涵。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不断推进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先后推出“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创新创业等一系列措施，成为国内外的关注热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2016年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1.2个百分点，而美国只贡献了0.3个百分点，欧洲贡献了0.2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对全球的贡献，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之和。

　　边创新边治理

　　中国政府如何顺势而为并进行治理创新？以流通业为例，最近两年间，这方面的新政策频繁出台，平均每个月出台至少两项与流通有关的政策。然而，我们仍面临着“六个部门管理一头猪”的尴尬局面——养殖环节属于农业部门管；生猪养殖好了送到屠宰厂定点屠宰，归商务部门管；屠宰之后要检疫是否合格，是质检部门管；猪肉到了超市后是不是短斤缺两等，是工商部门管；价格是价格部门管；对生猪的储备政策补贴，是财政部门管。

　　政府决策部门的“尴尬”地位则体现在：政府从过去的信息优势地位逐步转变为劣势地位，海量、碎片化的数据被平台数据公司所控制，有的平台公司甚至利用数据垄断进行新一轮垄断经营，破坏公平的市场经营秩序；政府调控流通的手段，由过去的高度集权、集中有效逐步变成分散、低效，目前政府调控流通的手段比较有限，如何提高流通的调控效率就显得更为重要。政府进行决策的门槛在提升，决策水平也有待提高。比如，政府部门如何应对新的问题，如BAT公司平台垄断所带来的新问题；阿里巴巴的“双11”促销背后所反映出来的如何对平台企业进行监管的问题；百度贴吧暴露出来的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问题，等等。

　　中国式创新体现目前工作的方方面面，政府治理的创新日益紧迫，政府有关部门“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而在“有所为”方面，如何作为、何时作为、何处作为，这些都需要在创新中进行治理，边创新边治理。这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我们应当为所处的时代庆幸，应当庆幸我们所处的国度，我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当下的创新者。

　　荆林波(中国社科院中国社科评价中心主任、研究员)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7年02月03日 0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