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关键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关键

　　无论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形成都需要体制机制改革做支撑。催生增量消费需求，没有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消费环境改善以及财税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推进是无法实现的。从供给侧看，没有产权制度改革、垄断行业开放、企业营商环境改善和创新激励机制的重构也是不可想象的。

　　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2017年12月的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又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在此背景下，如何理解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需要把握哪些关键问题，都是理论和实际工作者需要思考和关注的。

　　准确理解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

　　经济增长有两种变动形式，一种是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源要素投入的增加引起经济产出规模的扩张带来了增长；另一种是在技术管理创新条件下，资源要素配置效率提高、产出的数量增加、品质也得到明显提升。这种情况下，尽管投入的资源要素不增加或者少有增加，但经济仍然取得了增长。同第一种增长相比，第二种经济增长是一种有质量的经济增长。

　　理解经济高质量增长，有窄口径和宽口径之分。从窄口径看，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一个经济体（或企业）在投入上能利用科技进步科学配置资源要素，推动效率变革，实现资源要素配置从过去的粗放经营转向集约节约经营，使得资源要素的利用效率明显提高；在产出上，能通过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推动质量变革、动力变革，使产出的品质明显提升，效益大大提高。从宽口径看，理解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仅限于经济范畴之内，还应考虑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因此，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应体现产业产品的创新性、城乡地区以及经济与其他领域的协调性、环境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的对外开放性和发展成果的可共享性。

　　当前我国尽管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距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有相当大差距。主要表现是：在供给侧，资源要素配置还未完全实现从粗放型转向集约节约型，生态环境压力比较大。产业实现高端化程度低，产品优质化程度也不高，企业经济效益还有待提升。在需求侧，我国经济对外依赖度偏高，出口中低端产品比重过大；国内需求中，投资率高过常规值，投资结构偏离居民消费福利，在体制制约下消费空间拓展受到城镇化滞后、中等收入阶层成长慢的影响，消费增长潜能难以释放。在体制方面，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法制化程度还不高，各级政府强力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行政性审批事项多、许可发放烦琐，行业垄断多，民营企业进入市场门槛高，企业税费负担还相对较重，企业实现经济转型遇到较大阻力；在创新上，社会原始创新动力不足，尽管近几年我国R&D、科技贡献率、社会专利申请量等增长都比较快，但在核心领域、关键环节、重要基础性零部件等方面，领军人才短缺，技术瓶颈突破缓慢，制约经济新动能形成和高质量发展。若要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做出真实判断，充其量目前我国经济只是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起点上。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要尽快培育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所起作用是不同的。质量变革反映的经济体能通过动力结构使产出的产品和服务的优质化程度，能满足新时代城乡居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效率变革反映的是资源要素能通过创新实现集约节约化配置，以提高产出效益；动力变革反映的是经济发展的动能机制转换，可以支撑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由此可见，动力变革在三大变革中起着核心和基础作用。因此，当前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要尽快培育形成新动能。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主要是依靠投资打头、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的发展机制获得的。然而，当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迫使我们不得不改变原有经济发展动力机制。首先，从国际环境看，发达国家对中国的需求在减弱，因为我国生产并出口到发达国家的大量劳动密集产品，可替代性比较强，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可以生产，由于这些国家生产的同类产品成本低、产品价格有明显竞争优势，从比较利益出发，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转向购买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于是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遇到了一批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同时，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并实施惩罚性关税，也加大了中国的出口阻力。在中高端产业发展方面，近几年，美欧发达国家相继采取较大幅度减税措施，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吸引中高端制造向本国回流。由于我国在科技创新上竞争不过发达国家，在发展中高端产业方面也遇到了瓶颈制约。因此，在现有世界经济格局下，企图继续依靠原有出口导向型战略拉动经济增长显然不现实。

　　再看国内，在现有体制机制不改革、经济结构没有大变革情况下，我们遇到的矛盾是，经济发展继续前行需要新的动力支撑。从内需看，自2010年以来，投资和消费增长率都在持续下滑。根据国际经验，当一国经济从中上等收入阶段向发达的高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投资增长及其投资率下降是必然的，因为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后尤其是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时，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基本完成，产业领域投资已经开始饱和，此时投资空间明显变小，继续追加公共投资或产业投资，投资的边际效益必将大大下降。当前，我国遇到的情况恰恰如此，连续多年超大规模、高速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使得我们建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公共基础设施供给系统，也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中低端制造业产业体系。问题是当前和今后，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开展大规模投资了，因为受到了投资空间变小的限制和边际效益大幅度下降的强烈约束，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似乎也走到了历史转折关口。

　　从消费看，我国有近14亿人口，依靠国内消费完全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从不同收入阶层分析，中低收入人群对中低端产品有很大的消费潜能；中高收入人群消费结构升级加快也带来新的增量；高收入群体对于高附加值、高端产品有明显消费能力。但是，由于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社会保障水平低，消费环境还不完善，国内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结构升级缓慢等，就使得国内消费需求结构矛盾更加突出。主要表现为，低收入人群无钱消费，中等收入人群有点钱不敢消费，高收入人群有钱不愿消费。因此，有效消费需求不足，成为当前经济结构转型中的要害所在。

　　从供给看，我国大量资本、资源过度进入中低端制造业，造成这些行业投资拥挤和产能严重过剩，同时由于中高端产业进入技术门槛过高，又导致资本、资源进入严重不足。由此，在供给结构上出现了中低端供给过剩与中高端供给不足的矛盾。

　　由此看出，在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核心是要有新动能。所谓的新动能就是与以往的经济增长动力来源相比，凡是能为经济带来增量增长的动力就是新动能，这种动力是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是对原有动力的替代或改造。我以为，今后我国选择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组合的战略思路是，在需求侧，调整需求结构，降低对外需的过度依赖，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将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作为引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主要从三个方面扩大内需增加消费需求，即释放潜在消费需求，挖掘消费结构升级产生的新需求，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建立橄榄型社会结构催生出增量需求。在供给侧，实施供给结构创新，调整产业结构，改变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分工地位，利用本次产业技术革命带来的新技术成果，将重点放在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方面，力争在短期内形成一批对国民经济有支撑作用的支柱性产业，发展出一批既没有体制歧视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培育一批在国内外有质量优势的品牌产品。

　　高质量发展关键是体制机制改革

　　无论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形成都需要体制机制改革做支撑。从需求侧看，释放潜在消费需求，挖掘新消费需求，催生增量消费需求，没有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消费环境改善以及财税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推进是无法实现的。从供给侧看，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推动支柱产业的形成，以及发展龙头企业和培育品牌产品，没有产权制度改革、垄断行业开放、企业营商环境改善和创新激励机制的重构也是不可想象的。

　　体制机制改革既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也是推进经济发展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的重要制度保障。因此，为了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体制机制改革。

　　首先，我国建立的市场经济应该是法治化的市场经济，要用法律法规约束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行为，同时也要约束经济人的违规违法行为。还有要从法律层面消除所有制歧视，平等保护所有企业和个人的财产权不受侵犯，知识产权不受到侵害。

　　其次，改革财税体制和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在收入方面，要继续降低财政从企业、社会个人征缴的税收比例和数量，不断减少甚至继续取消一些公共收费项目。同时，对中等收入群体实行免税减负政策，比如继续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对中等收入者子女教育、看病、首套商品房购置实施税前抵扣等。在支出方面，适当压缩公共投资支出，调整公共投资结构，将公共投资重点转到改善社会消费、增强居民福利方面来，应较大幅度提高居民医疗、养老以及贫困救助标准，对贫困人口的就学就业、看病、住房要进一步加大财政补助支持。

　　其三，政府要进一步放松对市场的直接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第一是要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事项，逐步取消许可证发放制度，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本届政府已经减少和取消了一批行政审批事项，但依然还有进一步改革的空间，今后改革的方向是继续减少审批项目，缩短审批时间，提高审批效率。

　　其四，减少买方卖方垄断，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减少垄断要从国企改革做起，竞争性领域和竞争性环节必须退足退够，纯公共性领域要进足进够，同时纯公共性领域也要按市场原则引入社会资本，进行有限竞争。

　　其五，供给创新或者供给质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要靠科技创新去实现。针对当前我国创新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重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应充分调动各种资源和各方积极性，加大创新投入，努力补齐创新短板。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开展基础性、关键性、前沿性创新研究，提高企业对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行动能力和参与度。今后，国家要将重点放到支持民间创新方面，对企业用于研发投入实施税收加计扣除并进一步扩大扣除范围；支持一批大学和科研院所组建跨学科、综合交叉的科研团队；优化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环境，给予他们充分的市场自由、公平的竞争空间，激发创新活力，提升创新能力；培育和保护企业家创新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完善市场化的人才资源配置机制。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放宽对科研经费支出权限的管制，全面下放创新成果处置权、使用权和收益分配权，支持科研人员有序流动。持续增加各级各类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本投入，加快培育实用性、创新型人才。

　　最后，城镇化是增加供求两侧新动能的黄金结合点，积极推进可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好处。应以人的城镇化为目标，一方面建立有利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成本分担机制，另一方面除特大城市外要放宽放开其他城市农民进城落户条件，给予他们真正的市民待遇。还有，要进一步健全基础性制度，重点是完善市场产品、服务的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产品服务质量监管制度，建立社会诚信体系、资源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等。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马晓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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