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对发展中国家的新战略

　　哥本哈根气候谈判进程，以及其它全球问题的全球治理进程，使国际力量的分化组合十分显著。这里，最值得重视的形势是发展中世界新的分化组合。

　　气候谈判中形成的“基础四国”，是几个最大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全球治理联盟雏形。在全球治理的根本原则问题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天然地一致，坚持“有区别的共同责任”原则。而发展中的中小国家（例如非洲联盟和小岛国联盟）则在发达大国和发展中大国之间搞平衡。一方面与发展中大国有着共同的发展权益和原则，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弱小地位和缺少回旋余地的处境，使得他们很容易成为发达国家及其集团能轻易争取到的对付发展中大国的力量。小岛国联盟就与欧盟一拍即合，使得“基础四国”要求发达世界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努力大打折扣。对势力均衡最终起作用的就在于那些关键的小国或者小国的联盟。

　　在外交理论上，中国一度过度重视富国和大国，严重忽略穷国和中小国。大量的研究表明，中小国及其联盟的行为实际上是决定国际格局演化的关键因素之一。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就是对中小国家行为趋向的非常正确的战略观察。正因为有了影响力日益增大的中间势力（冷战后期，西欧和中国都与美苏保持了相当距离），冷战才终于打不下去了。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目标，这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制约了合作，而发达国家利用各种与穷国的联系和结构机制，使发展中世界难以形成“铁板一块”。 当今的世界，中国与欧美形成了日益复杂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而巴西在气候等全球问题上与欧盟的合作深入。哥本哈根峰会前，法国与巴西极尽协调。巴西为保护南美热带雨林，向中国和印度施加压力。所以，尽管巴西与其它发展中大国在许多问题上相互协调和支持，但巴西也与西方的关系不错。巴西处在国际“左”和“右”中间、穷和富中间，走了一条新的国际中间路线，左右逢源，很值得中国借鉴。

　　从全球发展和全球问题的角度看，中国是被赋予至少是双重特征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历史上和现实中具有的那些典型特征，中国全部具备，而且有些特征更加典型；另一方面，从规模和结构上看，中国不仅在经济规模上跻身世界最大国家行列，而且具有许多已开发国家的特点。中国的这种“中间”地位，如同巴西，本身意味着既可以在贫富两个世界左右逢源，是优势，也可能两面不讨好，是劣势。这些年来，在世界贸易、气候、金融等多边谈判中，中国面临着类似的形势。

　　一句话，“发展中国家”的概念本身也是发展的，发展中世界更加复杂多样。中国需要在不断再认识自身的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同时重新认识发展中世界，探索与整个发展中国家世界相处的新型模式。

　　第一，中国要更重视照顾发展中国家感受和关切，扩大因为中国发展而对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正面影响，带动发展中世界共同发展。

　　第二，中国在发展中世界中应发挥关键的协调作用。这里最为重要的是“新兴大国”在全球多边场合的协调和合作，使新兴大国在全球谈判中相互支持。为加强合作，“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三边或者“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应该尽早机制化。

　　第三，中国要更加重视新的整体上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规则的形成，提出和坚持能够受到发展中世界普遍支持的国际规则，防止西方通过控制国际议事日程而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新兴大国”的使命之一不仅是维护现有的国际规则，而且是创造新的国际规则。新兴大国要打破长期以来西方主导国际规则形成的格局。

　　第四，中国要小心体会和重视中小国家的国际行为特征。在气候变化上，为了反被动为主动，中国要与非盟和小岛国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加强对这些小国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此举可以一石三鸟：使发达国家难以利用非盟和小岛国联盟来向中国施加压力，能迫使发达国家不得不做出更多的承诺，推动新的全球治理规则的出现和巩固。

　　最后，中国应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建设性桥梁，像巴西一样，游走在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出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